1941年，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在《感受性与历史》一文中说：我们没有爱情的历史、死亡的历史，也没有怜悯的历史、残暴的历史，或者欢乐的历史。殊不知，当时已经有学者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并在两年后出版了《法国乡村中的社会传统》。由于身为保皇派，且在当时大学里没有相应的教职，诸多因素叠加在一起，以致这位学者在当时的法国学术界并不突出。直到1960年，《儿童的世纪》（以下简称《儿童》）的出版和传播才让他在学术界声名鹊起，该书也因此成了家庭史和心态史方面的经典。有意思的是，他的闻名还存在一个“出口转内销”的过程，以至他“在巴黎的一份大周刊上变成了美国社会学家”。这位学者便是菲力浦·阿利埃斯。

《儿童》分三个部分：“儿童的观念”“学校生活”和“家庭”。阿利埃斯在分析了大量资料（绘画、玩具、服装、日记，以及学校课程的演变等）之后指出，“儿童观念在中世纪社会并不存在”，它到17世纪才被“发现”。中世纪的儿童在着装和绘画中都被当作小大人看待，而成年人也玩玩具娃娃，乐于品味童话故事。儿童观念的兴起源于两方面的动力：家长的“溺爱”，以及近代的家长和学校老师更多地关注教育对孩子性格的养成。作者在分析了诸多肖像画之后还认为，“在中世纪，不存在家庭观念，它产生于15—16世纪，在17世纪得到了最终的有力表达”。在作者看来，现代核心家庭“以父母子女团结起来的独立群体面对外部社会。这个群体的所有能量都用于帮助儿童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且“儿童先于家庭”。传统社会则是个“场所”（milieu），“组成这一’场所‘的是邻居、朋友、师傅和帮工、孩子和老人、男人和女人”，“夫妻家庭在其中被稀释了”。就是说，场所是社交性的，工作和游戏相互交织，因此，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没有得到刻意的区分。随着当代科技的发展、大众传媒的展开，社交性已经没有了它的位置，由“职业生活和家庭生活遏制了”。

很少有历史作品会像《儿童》那样同时吸引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儿童》的贡献之一在于从儿童的视角，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儿童以及与此相关的家庭生活，它并非是个恒常或自然的范畴，而是个不断变动的概念。《儿童》的另一重要贡献在于引入人类学、社会学、图像学的概念和方法，关注宗教与年龄（“生命周期”）、“家庭和社交性”之间的交互作用，探索人类反复的日常行为。从经济基础转向对文化结构的探索，被认为是从地窖到阁楼的转变，是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兴趣转换，因此《儿童》是这种转换的实践示范。在当代家庭危机——例如被疏远的青少年、高离婚率、虐待儿童等——的大背景下，《儿童》甚至成为现代家庭的参考指南，引导了诸多年轻的历史学家探索这个主题，例如J.-L.弗兰德林和风头正健的新文化史家罗杰·夏蒂埃等。

阿利埃斯是个记者，1955年至1966年，他写了130多篇文章处理当代事物。他一边写“即时史”，一边撰写家庭史、儿童史，对那些维持传统法国的小共同体（例如，行会、兄弟会、民间宗教会）的消失感到惋惜不已。阿利埃斯在《儿童》出版之后仍然关注儿童、家庭与性别主题，但更多地强调它们在当代的一些表现。吊诡的是，《儿童》等作品显示了他对传统法国的向往，指导读者从中窥视出历史和现实的某种交汇，因而他属于传统主义者，但在写作上他又被认为是个现代主义者，即在20世纪70年代大量著作诠释近代某些观念消逝之前的状态时，早就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实践了作为“比较史和回溯史”的心态史写法。

阿利埃斯在自传中称自己是“星期天历史学家”，不因为别的，而因为他在大学里没有教职，所以被主流的历史学家认为是业余者：他是热带与亚热带农业应用研究院的档案管理员，还做过普隆（Plon）出版社的负责人。这种边缘的局面到1978年才得到改变，他才走向学术的中心。他在这时被遴选为年鉴学派大本营即巴黎高等研究院的指导教师，且拟定了三个讲座主题：家庭和城市的关系，家庭和性意识，以及对待死亡的态度，延续了《儿童》中的探讨。饶有兴味的是，他在这时仍然没法忘记自己的出身以及他所依附的事业。他出身于保皇派家庭，他本人也是保皇分子、极端保守主义者、天主教徒，在高中时还是右翼“法兰西行动”的积极支持者，因此他所依附的也就是保皇派的事业。

读者可能会发现，《儿童》的主题与诺贝特·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有着相似性（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间要等到1983年5月）。《文明的进程》初版于1939年，同样是迟至70年代才被学术界关注。埃利亚斯强调社会心理过程的持续演变。阿利埃斯更倾向于结构主义的解读，认为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二分是慢慢兴起的，在每一个阶段互有重叠；在每一个阶段，公私关系甚至都完全不同。读者还可能发现，《儿童》与福柯的研究存在相似之处。作为左派，福柯关注规训（《儿童》中译作“纪律”）、身体与治理术，倡导“谱系学”的研究路径。两者的区别在于，阿利埃斯认为节育的出现代表了道德观念上的一次革命，已婚夫妻试图借此控制他们自己的私人生活，而福柯认为性是一个不可掌控的领域。

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法国历史表述，是对1968年五月风暴的一种回应。阿利埃斯转向死亡史，出版了《死亡面前的人》（1977年；英译本作《我们的死亡时刻》[The Hour of Our Death]）。他认为，死亡与儿童主题一样，仍然是一种社会建构。多斯在《碎片化的历史学》中明确指出：阿利埃斯“再现前工业社会是为了使当今世界抵御自由派的进步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干扰”，落脚点是“我们失去的世界”。我们则认为，他在撰写《死亡面前的人》时，更多的是回应曾经的那段维希岁月，同时也是面对20世纪下半叶的“拒斥死亡”。这种现实关怀是他自1943年发表历史作品后一以贯之的。

一些批评者认为，《儿童》从现在主义（presentism）的角度出发，大量利用了图像资料来说明儿童观念的兴起、家庭的演变，而“不注重主导文化的传播机制”。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现在主义是年鉴学派的信条。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提出“由古知今”“由今知古”，布罗代尔在《论历史》里提过“用现在解释过去”“用过去解释现在”。可以说，每一种历史的探讨，都不同程度地包含了现在，历史学家的问题意识就是由此而来，因此现在主义是合理的。第二，阿利埃斯在《儿童》里时常参考学校花名册、统计数据，即那些历史学家看来属于“硬资料”的东西，然而，他的资料更多地来源于绘画、肖像画、雕刻、诗歌和其他艺术作品。这是从“图像证史”的角度说的。从文学或艺术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的角度说，我们有必要把这些艺术作品看成一个独立的世界，阐释画家、作家试图展现的宗教寓意或它“虚构的”一面，而非仅仅用它来证明或证伪文字资料。第三，是语词的翻译。阿利埃斯在谈到“中世纪社会并不存在儿童和家庭观念”时，“观念”用的是sentiment（情感），英文翻译时却选用了idea，其实，法语的sentiment与英文的idea并不对等。这一点在《儿童》“序言”中有一些自我辩护，只是仍不算太明晰。

阿利埃斯在儿童史、家庭史和死亡史研究中，将“生命与社会联系起来”，试图“从文化的最底层，即生物层面来理解行为。”不过与他那些右翼同事如弗朗索瓦·傅勒（F. Furet）不一样，他拒绝马尔萨斯的命题，即18世纪以来法国人口的调整是生物退化和文化衰落的结果。这样就使我们回到了一个老问题：人类社会的进程是否可以用生物法则来类比？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的全球史中，诸多学者都朝着这条路走，表现最明显的当是《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的作者约翰· R.麦克尼尔：他认为人类文化演进“大体上与生命演化历程是相同的”，“是一个由简单同质性向多样性，而后又朝着复杂同质性的演变过程”。当今全球史研究盛行时，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儿童》及阿利埃斯所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

最后，我们回到作者本人的家庭生活。阿利埃斯于1947年10月走入婚姻殿堂，妻子普利姆罗斯·阿利埃斯（本名Marie Rose Lascazas de Saint Martin）是个艺术史家，他们一起生活了三十六年，晚年甚至随妻子的意愿回到了她的出生地图卢兹，在那里终老。《儿童》精挑细选，用了26幅画作来表现儿童的服饰、情感世界和家庭观的转变，因此，它在诠释“图像证史”上表现出了高超的技巧，同时我们也可以把《儿童》看作是夫妻合作的产物。前段时间，约瑟夫·洛特曼（Joseph J. Rotman）在《代数拓扑导论》的献词流传开来，显示了数学家的幽默：“献给我的妻子Marganit，以及我的两个孩子Ella Rose和Daniel Adam。要是没有你们，这本书两年前就该完成了！”阿利埃斯在1983年版《死亡面前的人物意象》的献词中，同样用这种手法展示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柔情：她“让我看到了许多我本来可能无法注意到的东西。文中一字一句都唤起了我们共同经历过的那些岁月”。而《儿童》的献词更要温暖，且与现代核心家庭联系起来：“献给我的父母及我的岳父、岳母。”

（本文作者：赖国栋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

转自“博雅好书”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