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明，不论其词源如何，本意是指人类社会脱离了原始的蒙昧和野蛮状态而发展到一种高级水平。说某个人类社群进入文明社会，其根本内涵是指这个社群已演变成一种复杂的社会组织。学界论到的文明出现之标志，包括文字的诞生、青铜器的使用、城市的兴起、私有制的起源、阶级的形成、国家的产生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复杂的社会组织”相关。文字的诞生，在于复杂社会组织的成员之间、成员与组织之间、成员与外部人员之间需要交流，需要用可视形态将交流内容和结果固定下来，以便于记忆和履行。青铜器作为礼器使用时(如商朝)，该“礼”一定施用于调整复杂社会组织的成员与成员之间、成员与组织之间的关系；青铜器作为某种标徽或象征使用时(如三星堆文物)，是为了凝聚本族群认同，展示本组织的标识；而且，青铜的冶炼，青铜器的铸造，工序众多复杂，需要很多人参与和配合，只有在“复杂社会组织”内才能进行。城市兴起，其功用是为了将族群成员集结在一起，更好地开展成员间交往，更好地保护本族群成员；而且修建城市，其规划、设计、建造，也只能通过复杂社会组织集体完成。至于私有制的起源、阶级的形成，也只有在复杂社会里才会发生，并使得这个复杂社会更加复杂化。族群内矛盾激化，复杂社会组织必须用更强有力的公权来调节、消弭这些矛盾，这就促使国家机器设立，由此形成了公权与多数成员的对立，作为完整文明形态的国家就这样产生了。

因此，最初的文明形态多表现为国家这种政治体，国家则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迭次出现了城邦、王国、帝国等形式。不过，当我们说某个文明诞生了，那些地域过小的单个城邦还难以承受文明这个称号。作为文明体，一定要有较大的地理覆盖面，或者说，文明应在较大的地域范围内普遍化。自然与传统条件相似，地理上相邻、族缘上相近的众多城邦(如苏美尔城邦、希腊城邦)，依循了相似的生长路径，奉守着相似的信仰，相互间还有盘根错节的纠缠，这就易于形成共同的精神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体系，也就是所谓文明体，即能用可数名词表达的“文明”。因此，文明体须以奉守共同的精神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体系为核心标准。由此，文明体既指奉守共同的精神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体系并拥有共同地域的国家，如古埃及文明、拜占庭文明；也可指奉守共同的精神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体系、覆盖地域广泛的超国家范围，如西方文明、东南亚文明；还指并无地域作载体而仅拥有共同精神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体系的共同体，如犹太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等各种宗教文明。谈论“文明”兴衰时，实际上主要是讨论前两种形态，即以一定地域作载体或具有地缘关系的精神文明体。虽然18世纪法国大革命领袖米拉波首次使用“文明”(la civilization)时，其概念可能有朦胧的“自由”“道德”“平等”“社会主义”，甚至“财富”之类内涵，而自19世纪以来的众多西方学者如法国基佐(《法国文明史》)、英国巴克尔(《英国文化史》)、俄国丹尼尔夫斯基(《俄国与东方》)、德国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英国汤因比(《历史研究》)、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用的“文明”概念，大抵都是前两种文明体之意。

世界文明史凡六千年，先后出现了四波文明兴起浪潮。第一波浪潮掀起于公元前3500年至前2000年之间，世界上最早的原生型农业文明诞生，主要有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古代中国文明、古代印度文明，以及美洲的印第安诸文明。亚非这四大原生型文明都是因农业扩展到河谷地带，为解决农作物灌溉以及退潮后土地和水源再分配诸问题而产生的复杂社会组织，进而上升到国家形态。第二波文明兴起于公元前1500年至前500年之间的西亚和地中海区域，包括古代希腊文明、赫梯文明、腓尼基文明、犹太文明、波斯文明和罗马文明等。它们也是独立生成的文明，但受到已有中东原生型文明因素扩展和辐射的影响，故可称次生型文明。兴起于公元500-1500年中古时代的第三波文明，在邻近文明的较多影响下生成，但有自己独立特色，因此也属次生型文明，包括欧洲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斯拉夫文明、日本文明、东南亚文明、奥斯曼文明，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几个文明点。其中欧洲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斯拉夫文明、奥斯曼文明等具有浓厚的游牧族背景，在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完成了农耕化转向。第四波浪潮发生在18-20世纪，要么是西方文明在扩张中出现派生的子文明如美国文明、拉美文明等；要么是作为对西方文明扩张的反冲，如古老亚洲文明在现代的复兴，非洲文明在当代的逐步认同。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曾说：“帝国兴起又衰落，政府上台又下台，但文明依旧。”这并不完全符合世界历史实际。至少上古时代出现的文明大都已经衰落：有的传下了若干精神遗产，有的留下了历史遗迹供人凭吊，有的仅成了过往传说或历史学家的探索对象。世界最早的四大古代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保持了发展的连续性，并在当代再次复兴。古埃及文明，自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占领后，中经希腊人的托勒密王朝、罗马人和拜占庭的统治，原有文明渐失底色，至公元7世纪被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完全取代。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终结于公元前538年新巴比伦王国灭亡，进而波斯文明、希腊化文明在这里先后登场，其后该地长期成为西方罗马文明与东方安息文明较量场所，至公元8世纪终被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替代。印度文明始自公元前23世纪至前18世纪的哈拉巴文化。虽然公元前15世纪后，雅利安人一直是印度主体民族，婆罗门-印度教是其精神支柱，但三千多年间其地不时有外族侵扰甚至入主，印度文明只能说是断断续续地发展、零零星星地存在。在西亚和地中海产生的第二波文明，也早已难觅其踪。古希腊文明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就被罗马征服。古罗马文明虽曾极盛，但也仅持续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崩溃。赫梯文明为人类贡献了养马和用铁技术，但在与埃及争霸后元气大伤，很快衰亡。腓尼基创造了古代独一无二的城市文明和商业文明，但终陷落于亚历山大铁蹄之下；其支嗣迦太基一度称霸西地中海，但终不能敌罗马锐气。犹太文明在大卫、所罗门时达到巅峰，但其后可谓命运多舛，最后在罗马镇压下痛失家园、流散世界，留下犹太教、基督教成为西方文明精神源头。波斯文明是古代中东文明集大成者，但也是终结者，它虽然力图包容百纳，但终因老大腐朽、因循旧制而被亚历山大所灭。若干中古文明最后也走向了衰亡。拜占庭文明在中古初期盛极一时，甚至有恢复古代罗马帝国辉煌的气象，但随后便是每况愈下，连西欧骑士教士也觊觎其财富和土地，终在145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战车曾逼近维也纳的奥斯曼人令欧洲人闻风丧胆，其强大也吓退了欧洲人东窥之心，但近代不慎卷入欧洲列强的群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解体，只剩下个土耳其在风中凌乱，幸凯末尔改革将奥斯曼文明精神保留了一二。

文明的衰亡，自然是或内或外的因素在起作用。汤因比曾言，文明总是自杀死亡，而非他杀死亡。也就是说，任何文明的死亡都离不开内在因素发酵。虽不尽然，如古代文明间的博弈拼杀频繁而又残酷。一些弱势文明常被强势文明所征服，甚至暴力摧毁，这无疑主要归结于外部因素，非说有内在原因，那也只是过于弱小，抵挡不了强势文明的攻击。但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强大文明也走向衰亡，其背后的原因就值得思索：基本的结论确为“自杀死亡”。在这一点上，汤因比“挑战和应战”之说给人启迪。在他看来，文明是人类为了应对自然界的挑战而生长起来的。当人类对不断的物质挑战做出正确反应后，又不断遇到人类自身的精神上的挑战。在文明的上升阶段，人类对精神挑战也能做出正确的、恰当的反应，这些精神的反应连同物质的反应推动着文明前进，文明也建立了一整套自身独有的精神文化观念体系和行为体系。这时，在文明中起引领作用的精英便开始自我偶像化，自以为自己的文明达到完美无缺状态，沉浸于以过去的应战方式来迎接新的挑战，结果应战失败，文明便开始走向衰落，直至最后死亡。古代文明中的希腊文明、罗马文明、波斯文明，中古文明中的拜占庭文明、奥斯曼文明，基本上是循着这样一种轨迹衰亡的。

因此，探索文明兴衰的一个关键点，在于理解作为文明之灵魂的文明本体精神，即任何文明都具有的精神文化观念体系和行为体系。文明本体精神是在文明生长和上升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文明本体精神的最初因子，与文明主体社群所处的自然环境条件有很大关系。一方面是自然条件直接作用于人类的生理和心理，使之产生不同的文化观念和心态。譬如，古代西亚处于大干旱地带，古代印度处于热带高温高湿地带，两者的自然条件相对严酷，致使人们对大自然产生畏惧之心，认为有超自然的力量在控制自然和人类，从而产生崇拜神灵的宗教，所以这两个地区往往成为宗教的原发地。世界主要宗教大都是在这两个地区产生的，包括西亚的拜火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的婆罗门-印度教、佛教、耆那教、锡克教等。在有的学者看来，印度的气候常常突然雷电交加、风雨大作，令人易于产生遐想，因此印度是诗的国度，是“锐感和狂想的区域”。16世纪法国学者波丹，也把精神文化起源归结于气候，说热带的人们易于懒慵困倦，寒带的人们畏缩而缺乏斗志，唯有温带的人们长于理性和思考，能够建立最好的国家制度。在另一方面，则是自然条件决定了不同地区人类的不同生产形式和生活方式，而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又导致不同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心态，于是我们便看到了海洋文化和内陆文化之别，稻作文化与麦作文化之异，诸如此类。19世纪英国实证主义史家博克尔认为，人类社会早期受“自然定律”的作用最大。他将欧洲和亚洲进行对比，说亚洲是“肥沃的土地造成丰富的收获”，而欧洲则是“舒爽的气候造成有效的工作”，也即自然条件造成了欧亚生产生活的差异。特定自然条件对文明的作用，须通过人类自身的努力作为中间环节，即由人类创造出适应该自然条件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这种创造手段及结果就是文化。如古代希腊境内多山，农业的大规模发展受到局限；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夏天炎热干燥，冬季阴冷潮湿，雨热不同期，不适宜需要高温高湿的高产粮食作物生长。因此古代希腊人要取得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就需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链条中加一道探究自然的活动环节。作为农耕的条件不是太好，希腊人便注意研究自然条件。希腊多山多矿石，如铝土、铜、银、铁、金等都有一定储量，还有大理石、陶土等，可以借此制造手工产品与他人交换粮食，因而采矿业、手工业发达；土地不利于种粮食，但可种葡萄、橄榄、椰枣等耐高温经济作物，来换取外界的粮食，因而园艺业发达；要同外界交换，在希腊的地理条件下必须跨海，而半岛海岸线曲折，港湾众多，岛屿密布，与海外联系相当方便，适宜于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于是航海业发达、造船业发达；同时，还得探讨海洋知识、水文知识和气象知识，因而又促使科学的发展。希腊本土面积狭小，本地所产粮食不足，因而希腊人又大规模地向海外殖民。如此种种，希腊文明虽以农业为根基，但兼具了工商文明、海洋文明、殖民文明等特点。由此，希腊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产生了与古代中东文明迥然相异的特点。而相同或相似的地理自然条件，则可能产生相同或相似的文明。

当然，自然条件并非文明本体精神形成的唯一因素，另一个主要因素是该文明主体社群自身的经历和传统。又以古希腊文明为例，最初的国家都以城邦为主要形式，城邦的突出特点是“小国寡民”。其所以如此，有一定的地理环境因素，即多山将希腊分割成一个个小地区，每个地区相对的孤立、闭塞，适合于城邦这种不大的国家生存。更有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希腊城邦形成的同时，也是希腊大移民大殖民时期。由于居民的大流动，以往那种氏族血缘关系便遭到破坏，新的人群结成新的团体时，必须以新的契约关系来约束。而且为了抵御外来侵扰，在流动中定居下来的人们开始建立堡垒，这就导致以堡垒为中心的城邦产生。从文化心理上看，由于荷马史诗的传唱，人们发现，在史诗中，哪怕是神也有缺点、有劣迹，也不完美，何况人乎？因此，人们心中便产生了这样的观念：没有人能够高踞万人之上，也没有人能成为统治大家的君主。因此，各城邦已向“国王”方向发展的军事首领终究没能演变成专制君王。大小二百多个城邦要么是民主政治，要么是寡头统治。共同的血脉联系、共同的经历传统、相同的地理条件，使古希腊文明成为一种超国家(城邦)的存在。

文明本体精神的形成是一个过程。文明在上升阶段是生气勃勃的，都会尽可能地提炼、充实和丰富自身。譬如古代罗马文明，当它在扩张中遇到比自己更先进的希腊文明时，曾掀起了希腊文化热，对希腊文化顶礼膜拜。任何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其实都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第一个方面是文明怎样面对自身沉淀下来的观念和风习。一般来说，历史沉淀下来的观念，大致有三类：一是必须承传的精华部分；二是必须加以改造才可继续发挥作用的部分；三是必须抛弃的有害的糟粕，要不断净化文明本体。第二个方面是文明如何对待他者文明，大前提是开放心态，具体也应取三种态度：对有益的积极性成果，可吸纳和引进；对有害的观念一定要拒斥，而且应多角度辨析和判断其有害程度；三是对只适应他者文明自身的特殊产物，没有普适性，不学习但尊重。第三个方面是文明面向新的时代时，既要能适应性调整和更新，产生与时代的共情、共鸣、共振；更要有新的创造，不但有求生存的适应性被动创造，更应有能动性的主动创造。总之，文明能否发展，文明是否走向衰落，都在于文明自身。文明应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文明应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文明应是不断创新的，而不是固化定格的。文明应能不断剔除旧观念，容纳和接受新思想；文明应永远处在更新中，永远具有充满活力的推动机制。文明若具有这样的“活的灵魂”，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古代文明盛极而衰最突出的例子是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曾几何时，这两个文明在制度上、在国力上可谓达到了古代高峰。虽然古代希腊留下了民主政治、唯美艺术供后人景仰，虽然古代罗马留下了法治精神、宏大殿堂令后人膜拜，但它们自身的最后衰亡更是令人唏嘘。究其原因，与它们在极盛之后安享现成、不再创新，文明精神体系并未臻于成熟大有关系。古代希腊各城邦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民主制度，典型者如雅典的民主政治(凡公民都参政)、斯巴达的寡头政治(少数长老贵族控制政权)。虽然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在危急关头还在依靠公民投票决定是战是和，这就要贻误战机。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政坛翻云覆雨，主战主和两派争斗不休，又忌惮军事统帅功高震国，结果

“成功”化友为敌，招致失败。斯巴达取胜后，将其落后制度强加于雅典(三十寡头)，终使整个希腊社会倒退，被专制的马其顿所征服。上升时期的罗马从统一意大利到灭掉迦太基，从吞并希腊到征服西亚，从收服高卢到占领不列颠，一路高歌，所向披靡。但公元2世纪罗马达到“五贤帝”巅峰后，很快就进入“三世纪危机”，4世纪分裂为东西两部分，5世纪西罗马帝国崩溃。这样一个庞然帝国轰然坍塌，不少研究者力图揭示其深层原因。在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看来，原来的罗马帝国，宗教宽容，人民务实，富于进取，法制完备，政府有力。后来是基督教乘虚而入，鼓励现实人们追求死后天堂，致使罗马人越来越不务实。基督教取得官方地位后，排挤传统异教，引起罗马社会极大混乱，社会越来越无序化。随着基督教传播，帝国日益弱而不振，直至灭亡。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有句名言：“罗马失去自己的自由，是因为他把自己的事业完成得太早了”，认为罗马过早地热衷于对外扩张，建立了庞大帝国，最终埋葬了自己。他认为，罗马统治庞大国家的国家机器并未成熟，用帝制取代共和，是走向灭亡的第一步。由于过早地扩张，罗马许多做法客观上有损于自身威望和荣誉，这个庞大帝国逐渐丧失强大凝聚力，加速了帝国的分裂和混乱。对外扩张带来的巨大利益，使罗马人日益腐化堕落，还将早已烂熟颓败的希腊文化奉为至宝，盲目效仿，结果败坏了罗马原本的进取性。唯物史家从更深层面分析，认为罗马危机并走向衰亡的根本原因，是社会中直接劳动者不足：对外扩张逐渐停止，转化为奴隶的战俘来源枯竭；隶农被奴隶化，丧失了生产兴趣；自由农鄙视劳动，并且放肆消耗社会财富，成为罗马社会的累赘和毒痈。也就是说，社会生产力几乎瓦解，摧垮了罗马的生存根基。总之，罗马帝国作为一个政治体，可能达到了辉煌顶点，但它并非是成熟的文明体。

或许文明需经长时间磨砺锤炼，方能达到成熟状态。文明持续发展最长久的中华文明就是突出例子。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经五千年风霜，在特定的地域范围里自我生长，既不为外来的侵扰所打乱，同时也秉持敞开胸怀、海纳百川的开放心态，既善于不断注入新理念、新思想，又敢于荡除不合时宜的旧思想、旧观念，最终凝练为内涵丰富的精神文明体系。中华文明有一整套优秀的价值观念体系：以人为本，厚德载物，礼义为核心，重视人的社会性，强调人际伦理、与人为善；强调自然性，顺乎天然，天人合一；民族认同、家国情怀、集体本位，天下己任；和平安定、宽厚容纳、勤劳俭朴、沉着内敛等。中华文明强调综合，从大看小，中庸平和，模糊化处事，这种思维方式利弊兼具。毋庸讳言，几千年里也有些不利的沉淀和局限。如由于社会身份和权力地位(所谓功名)成为获取资源的主要途径，同时也“英雄不问出身”，人人都有上升的通道，可直达社会顶层，从而使得社会流动性强，社会结构富于弹性，不易崩塌；不利处则在于将精英们的追求集中于对存量资源的竞夺，而不是努力探究自然与社会奥秘、扩大增量，故推动社会进步作用有限。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浸润两千多年，强调安定仁义、温柔敦厚、中庸之道，虽对维持社会稳定起了一定作用，但对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助益不多。中华文明据有足可使内部腾挪迭代的地理空间，但毕竟与西亚欧洲几乎隔绝，未能成为文明博弈交往的主要舞台，缺乏外来刺激。故而中国历史在几千年的历程里跌宕起伏，近代还遭受西方列强的蹂躏。幸而中华文明底蕴深厚，才使中国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并在经历百年屈辱之后迅速挺立，再次走向复兴之路。

与中华文明成对照的是也有1500年历史的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始自公元5世纪欧洲文明发端。欧洲文明形成中获得三方面的元素滋养：日耳曼元素是其根基，基督教元素是其灵魂，罗马元素是其生长土壤。16世纪欧洲文明基本定型，在17-19世纪渐趋成熟，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精神价值观念和行为体系。它以人文主义为出发点，以理性和科学为核心，重视个体发展，强调个体本位，强调人对自然的斗争。在发展过程中培育了一些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念，即自由、自治、民主、法治、科学、进取、奋斗等。也形成了一些特有的观念，即个人主义、冒险、扩张、征服、功利计值、金钱崇拜等，这些观念对欧洲的崛起作用不小，但多是以牺牲他者利益为代价的，承载的负面能量太多。欧洲文明也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思维模式，如思维精细化、个体化、绝对化(非黑即白、非敌即友)等。总之，西欧的个体本位等观念有利于调动和刺激个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不利于社会和谐，易于引发社会分化和社会冲突。17-19世纪西方思想家们在各个领域的探索，建构了看起来成熟完善的精神文明体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西方文明内在的缺陷。因此，现实里的当代西方文明也面临多重挑战和危机。如他们中的部分人自认为其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已非常完美，至臻至善，无懈可击，已是“历史的终结”，因此不再创新。今天面临新挑战时，西方人在自身“精神宝库”中找不到相应答案，于是要么以过时方法迎接挑战，要么是无所适从、束手无策。再如现实中的西方人扭曲了其祖辈的“原教旨理论”(经典理论)。自由原意“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而今天的西方人可能只记得“有权从事一切行为”，而不再提“无害于他人”。“民主”的实质涵义应是人民当家作主，但现在仅体现为形式上的选举程序而已。又如原初的精神内涵也有缺陷。其个体本位观念忽略了人的社会性、社会的组织性、组织的强大性，而个人能力毕竟有限，许多大事非要动用社会力量不可。这些挑战和危机西方人需予以正视。

原文载《世界历史》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