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讨论世界历史学科与新兴交叉学科“区域国别研究”的关系。世界历史一直有“区域国别史”分支学科，世界史与区域国别的研究关系密切，在当今形势下，世界史与区域国别研究建立跨学科关系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世界史研究拥有多种时间和空间维度，可以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独特的视角和方法。世界史学科像是“大陆”，区域国别研究则像是它的“大陆架”，世界史学者关注现实问题具有一定的优势，很方便跨进区域国别的研究领域。

关键词：世界史区域国别研究学科交叉

一

对域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一直就有，但“区域国别研究”近来因为成为一级学科而倍受人们的关注，并由于该学科突出交叉学科的性质，引起历史学、国际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外国语言文学等学科的热烈讨论。区域国别研究一级学科的设立，试图整合原先分散于人文和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中的相关研究领域，通过对世界上国家和重要地区的整体性研究，服务于中国已经成为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国的需要和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理解，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指出了一个重要的方向。

正如十多年前“世界历史”升为一级学科一样，区域国别成为一级学科，也是时势之必然，它们成为一级学科的时代背景基本上是一样的。2011年世界历史学科升级为一级学科，主要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它在全世界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在全球各地有自己的利益，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历史学者意识到有责任加强研究世界各国的历史，为国家的崛起提供更加完整的外国历史知识，需要提升世界历史学科的地位；十多年后，世界格局发生巨大的变革，我们要关注的不仅仅是中国本身，不仅仅是中国之于世界的单向关系，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世界全局的变化，以及中国在变局中的应对之策。这就远远超越了世界历史一个学科所具备的能力，而必须使各个相关的学科协同研究，提出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时代性和现实性的观点或方案，服务于国家发展的需要和应对世界正在经历的大变局。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国别研究设立为一级学科，是继世界历史成为一级学科以后，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提出的更高要求。

如何建设区域国别研究这个学科是一个涉及多学科整合的话题，笔者在这里仅仅就“世界历史”在区域国别学科建设和为大变局服务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的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笔者的基本看法是：世界历史（学科）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正如数学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基础一样，世界历史（广义地讲，历史研究）是区域国别研究中的数学。世界史学者需要转变观念，更多关注对象国和区域的现状，那么，区域国别研究就会成为世界历史研究的“大陆架”。

二

理论上，世界历史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广阔而多层次的空间维度和足够的时间深度。

关于空间。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基本上对应于域外的历史研究，尽管世界历史学者一直都在强调世界历史不能等同于外国历史，但学者实际从事的研究主要还是除中国以外的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在世界历史学科之下，一直以来就设立了“区域国别史”方向，英国史、美国史、法国史、日本史、欧洲史、东南亚史、中东史、巴尔干地区史等实际的研究情况，与学科设置完全一致。可以说，世界历史学者一直在研究区域国别，只不过他们研究的是区域国别的历史，而不是它们的现实，从名义上来说，“区域国别史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也仅仅是一字之差；从实际上来说，世界历史学者只要有现实关怀，历史研究的题材就会有现实意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愿意把区域国别研究看成是世界历史研究的“大陆架”，世界历史学者只要有意从实现需要出发来研究历史问题，很容易从自己熟悉的领域深入到现实问题研究的前沿。同样，做现实区域国别问题研究的学者，只要梳理一下当前所研究的问题的来龙去脉，就很容易进入史学领域。可见，世界历史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非常容易对接，从世界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区域国别研究不过是区域国别史研究的自然延伸，这正是笔者所说的“大陆架”。

在世界历史研究中，空间的层次十分丰富，具有比一般所理解的空间更加丰富的内涵。

“国别”是一个明确的空间，与国家主权结合在一起，是一个有确定边界的政治地理范围。但是，“区域”这个概念的含义很多，它通常是一个受到自然地理规定的空间，比如南亚、西亚、北美、巴尔干、北非、南非、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等等。自然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这些空间的相对独立性，使得每一个地区形成了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区别于其他地方。不过，由于人类生产力和人类交往的发展，在一个时期限制了人类活动的自然条件不断被突破，随着军事征服的扩大和文化的传播，政治权力所支配的范围也会相应扩大，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由此可以获得更加广泛的空间。此外，商人的足迹连接不同的空间，人类互通有无的本性，使一定的地理空间形成一个交往网络。在近代民族国家出现以前，政治空间不如现代国家那么确定，而贸易交往、宗教和文化传播等空间往往比较明确，比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这三大宗教，在历史上很长时期里形成了各种的传播区，从而形成不同的空间；“文明”也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汤因比提出世界历史上存在过数十个主要的文明区。亨廷顿在30年前把世界划分为7个文明区。虽然宗教是他划分文明区的主要依据，但有的被他划分为单独文明圈的区域，显然是其他的文化标准，例如日本文明。“拉丁美洲”这个空间也主要由文化的界线所区划。从贸易交往方面来看，所谓的朝贡贸易区，就是以中国为核心，包括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一些国家在内的以朝贡方式表现出来的贸易交往圈。而近年来受到海洋史研究影响而显现出来的海洋区，如地中海贸易区、印度洋贸易区、大西洋贸易区等等海上区域史研究，使得历史研究的空间得到极大的拓展和丰富，这些区域自成一体，但又与传统意义上的以自然地理来划分的区域多有重叠之处，显示了历史研究中“区域”的复杂性。

世界史研究有大小不同的空间，大的如全球史，小的如微观史。

全球史是最近几十年历史研究中较受人们欢迎的一个领域，全球史研究视野开阔，给历史学家带来了新的历史空间。有意思的是，全球史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挑战过去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研究单位的传统史学。但如今，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似乎又是以国家或地区为研究对象。全球史与区域国别研究，这两者看起来是有矛盾的。不过，由于全球化是过去5个世纪以来世界历史发展中最重要的事实，各个区域国别本身参与了全球化进程，它们深受全球化的影响，又反过来影响了全球化进程，全球史视野正好满足用宏大眼光观察区域国别的需要。的确，最近几个世纪，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脱离全球整体，全球与区域国别之间，形成了一种有区分但又互相依赖的关系，离开“全球”，就没法研究区域国别。最近，国际关系学界正在热烈讨论“全球南方”这个概念及其空间内涵，“全球南方”看上去是一个新概念，但它包含了深刻的历史意义，“南方”意味着欠发达或不发达，这与过去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等概念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和历史联系，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它又有新的含义。“全球”则限定了“南方”的意义，这里的全球，可以被理解为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整体，“南方”的意义存在于“全球的”范围内。不过，“全球”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结果，特别是从经济上说，全球经济形成为一个整体，与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长期扩张和发展联系在一起。这样，“全球南方”这个空间，既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空间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历史性的意义为理解当前的经济和政治性的意义，提供了背景。

与全球史同时成为史学热点的还有微观史。微观史并不因为研究“细微的”对象而降低其学术意义，它主要是一种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它的最大特点在于通过细小题材的研究，看到更大的时代和场景，犹如一滴水与大海、一粒尘埃与一团泥的关系。微观史研究现在已经有大量的史学作品问世，是一种受到广泛好评的史学新方向。把微观史的研究方法用来研究区域国别，可能比研究历史更加有价值。因为在现实中，微观社会到处存在，但在历史上，微观史资料却很难得。一些学者提出，区域国别研究者要实现“在地”研究，即要在对象国家和地区沉下来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必然需要在当地使用“显微镜”，对现实社会研究直接就可以借鉴历史学的微观研究方法。

空间的历史性有助于人们理解现实的区域国别空间的厚度，使相关的国别或区域从扁平化变得有立体感，对空间的认识更加全面。在当今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区域的空间形态是从过去遗留下来或变化过来的，例如30多年前，苏联的解体形成了今天的俄罗斯、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中亚的若干个国家。这个格局是更早的世界格局演变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国家阵营的对峙，曾经使得欧洲被划分为西欧和东欧两部分，德国则被一分为二。冷战结束以后，欧洲格局突然发生巨大变化，并且进一步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局面。从长远看，未来的欧洲还将在现在的欧洲格局的基础上进一步变化。这些新的国际形势和发展趋势都是从历史演变而来，当前的空间形态具有历史的意义。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俄乌战争，充分说明了从历史演变而来的进程，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在冲突发生的地区，未来形成什么样的“区域国别”空间，虽然不可预料，但历史遗留下来的因素在新的“区域国别”形成过程中肯定不会缺少，历史的空间和空间的历史性在形成新的“区域国别”空间的过程中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三

关于时间。历史就是通过变化而呈现出来的时间，历史学是一门关于时间的学问，正如地理学是一门关于空间的学问一样。但三维空间与时间维度相结合，使得事物产生四维形态，不仅有助于区域国别研究突破扁平化研究模式，而且会使研究对象产生动态效果。

历史时间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多重时间，历史学家可以使用多种时间尺度，分别研究不同对象及其变迁的节律。例如，政治变迁与经济发展的时间节奏不同，适用不同的时间尺度。而生态时间或地理时间是一个长时段概念，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才会出现明显的变化。丰富而多样的历史内容，具有不同的变化节奏，需要历史学家用不同的时间尺度来理解。

布罗代尔和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提出用“长时段”的方法研究缓慢变迁的历史，这是当代史学中明确阐述并得到广泛应用的重要理论和方法。但长时段理论并不仅仅意味着较长的时间尺度，还意味着有历史的“中时段”和“短时段”，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历史过程，从而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进程的多重节奏，以及多个时间维度。在长时段理论的观察和分析中，历史过程呈现出交响乐式、波澜壮阔的画面，这个方法和手段适用于历史社会，也适用于现实生活的复杂情境，毕竟，现实就是将来的历史。

除了“长时段”理论和方法，历史学家又把经济学中的各种周期理论运用到历史学，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发现了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周期性发展规律，例如康德拉季耶夫周期（50—60年的周期波动理论）、库兹涅茨周期（15—25年，平均为20年经济周期）等，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学中的时间维度。

近些年，历史学家更加关注时间，把热力学中的耗散结构理论应用到历史学，对于事物的运动和变化有新的认识，突破了过去对于历史进程的线性认识。至少，这个热力学理论运用到历史研究，有助于说明历史过程具有复杂的、非线性的运动过程。有多少种历史，就有多少种时间，历史是复数的历史。

历史学在时间方面所具备的认识和可用的各种尺度，对于区域国别研究有什么意义呢？

意大利历史理论家克罗齐曾经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反过来也成立，一切当代的存在都是历史运动的结果。现实是事物经过长期演变而成的当前状态，经过了时间的浸泡，如果我们用一种历史的眼光看待当前的事物或状态，那么，我们容易发现历史总是在现实中时隐时现，甚至伪装成现实。也就是说，今天世界上存在的现实问题，实际上就是历史或历史遗留问题。俄乌冲突有复杂的历史关系，宗教和民族关系的历史构成了两国复杂关系的一部分，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两国关系的走向。俄乌之间的宗教和民族关系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上千年到基辅罗斯。而今日之乌克兰以第聂伯河为界，分为东乌克兰和西乌克兰。第聂伯河作为分界线看上去是乌克兰国土的一个自然的划分，但是，两个地区分别倾向于俄罗斯和波兰/立陶宛，主要是因为这条河也是历史上长期以来形成的文明“断层线”。所以，认识今天俄乌冲突，必须对于两国以及欧洲其他相关国家的历史有深入的了解。而且，这还只是更加复杂的俄乌关系历史当中的一部分。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判断已经人所共知。但是，这样一个关于现实世界的判断，却是以“百年”的历史为依据的，由此可见历史的延续，也体现出“变局”的巨大和深刻。然而，更加值得注意的问题在于，正在变迁中的格局本身已经存在了长久的历史，那么，认清“格局”本身也就成为理解变局的关键，这个格局至少有5个世纪的历史。要真正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判断的深刻内涵，我们需要5个世纪的时间维度。

总之，历史学具备观察现状的多种时间尺度，世界历史能够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足够的时间深度。

四

世界历史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不仅在理论上，从时间和空间上，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而且在实践中也已经有现存的样本。“欧洲”作为一个区域，自身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在历史上，欧洲以今日西欧为核心，随着军事征服和开垦荒地，其空间或大或小，但权力支撑着文化的扩张，文化传播的范围则决定了它的边界，这是欧洲历史中一以贯之定义自身的传统。

地理学意义上的欧洲，空间界线是很明确的。不过，在日常的用语中，“欧洲”似乎心照不宣地有特定的含义。以“欧洲”“欧洲人”自居者，通常是西欧国家的人，如英、法、德、意、荷、比诸国，或者是加入以西欧为核心的欧洲共同体的其他国家，比如北欧、中欧和一些东欧国家。当这些国家提到欧洲时，他们言语中的“欧洲”排除了俄罗斯。反过来，俄罗斯则不可能排除西欧国家而以欧洲人的身份自居。俄国被明确接纳为“欧洲大家庭”的一员的情况，在历史上并不多见。19世纪前半期，俄国击败拿破仑。随后，沙皇伙同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并联合大多数欧洲国家组建“神圣同盟”，宣称三国君主属于上帝统治下的“同一个家庭的三个分支”。那时，俄国成为欧洲的重要国家，却是以反动势力的形象出现的；1848—1849年，俄国又是镇压欧洲革命的主力，以刽子手面目再次现身。俄国主要靠武力，以反动势力的代表的身份，粗暴地跻身于欧洲大国之列。可见，俄国在欧洲通常是一个“异类”，即使它跻身欧洲，也不能很好地与“欧洲”融合。毕竟，长期的历史隔阂和文化上的差异，很难长久地维持“欧洲大家庭”。事实上，“欧洲”观念在欧洲境内出现时，与俄国毫无关系。在古代希腊人那里，“欧洲”是人们用来指称与东方小亚细亚之地相区分的西方之地，这时的欧洲只不过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以西，包括希腊半岛、马其顿，以及有希腊殖民地的巴尔干地区。欧洲的范围极为有限，而今天欧洲的主要部分（西欧）那时由各个蛮族部族占据，基本上还是不毛之地。

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前27—476），帝国不断征服和扩张，今天西欧的大部分地区（包括不列颠），才纳入帝国版图，从此，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地区与西欧和西北欧处在一个统一的政权和宗教之下。不过，罗马帝国是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而帝国的重心在意大利和地中海，大片被帝国征服的西欧土地依然处在“不发达”状态，那里甚至还是防止蛮族骚扰的前沿地带。后来，罗马帝国在蛮族入侵之下垮台，日耳曼人在原来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建立起一批蛮族国家，开始了欧洲历史上的中世纪时期。不过，“欧洲”的观念还没有在居住于欧洲大地上的人们的头脑中树立起来，“欧洲人”身份认同的标准在中世纪初期还没有出现。所以，中世纪早期，欧洲地区尚未存在一个与今天可以对应的“欧洲”。

查理曼（768—814）被称为“欧洲之父”，那是9世纪初的事情。查理大帝通过征服，建立起一个除了比利牛斯半岛以外，包括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大帝国，即查理帝国，其北部抵达北海，东部边界到易北河和多瑙河，南面包括意大利北半部，定都今德国的亚琛。可见，今日之欧洲观念，虽然源头可以从古典希腊算起，但实质性的形态还是9世纪建立的查理帝国。843年，查理帝国一分为三，形成今天的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雏形。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立国。可见，上述6个今天的西欧国家，就是建立在当年查理曼帝国的地盘上。也许是巧合，这6个国家正是欧盟的创始成员国。

当欧洲观念开始出现的时候，今天的俄罗斯在哪里呢？显然，在易北河和多瑙河以东的广阔地区，生活着很多族群，斯拉夫人是生活在那个地区的重要族群。但是，斯拉夫人在查理统治时期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国家。882年，基辅罗斯国家建立，以基辅为首都。不过，这个国家在地理上与西欧并不接壤，两者之间隔着东欧的一些王国和大片土地。

回到西欧。尽管查理曼在加冕时，就已经被人称为“欧洲之父”，但欧洲的观念也是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慢慢建立起来的。事实上，在中世纪，欧洲人认同的不是“欧洲”，而是共同的基督教信仰。是宗教信仰使中世纪的欧洲人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他们都是基督徒，区别于其他地方不同信仰的人们，被穆斯林占领的伊比利亚半岛也是域外，而且，这种认同与信奉其他宗教的人们在二元对立的关系中得到加强。可见，那时的欧洲实际上是一个基督教世界。确实，欧洲的东部，人们主要信奉东正教。988年，基辅大公接受东正教为国教。1288年，教会中心从基辅迁到弗拉基米尔。1325年起，莫斯科成为都主教区中心。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莫斯科大公国（1283—1547）在东北罗斯建立。俄国未来的扩张和发展，就与东正教紧密结合在一起。从8世纪起，伊比利亚半岛为穆斯林所占，西班牙人的收复失地运动时间长达8个世纪（718—1492），直到15世纪末，才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大体上在15世纪末以前，欧洲是一个基督教世界，欧洲人共同的身份认同基于基督教信仰，欧洲人以此区别于外部世界。不仅如此，与异教徒的冲突，进一步加强了欧洲基督徒的认同感，这在十字军东征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欧洲认同在中世纪中后期形成，但欧洲表现为一个信奉罗马教会统治下的基督教世界。

宗教改革以后，罗马教会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欧洲”的土地上出现一批新教国家，欧洲在宗教上发生了分裂，以往的宗教信仰不再能充当凝聚欧洲的精神纽带。不过，欧洲人在同一个时期进行海外扩张的过程中，很快有了新的身份认同标准，文明与野蛮的关系取代了以前基督徒与异教徒的关系，用这种关系来区分欧洲人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类，“文明”成为认识自己和区分他者的标记。到18、19世纪，经过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一系列政治革命，欧洲人创造出新的话语体系，除了“文明”以外，进步、理性、现代、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成为西方人新的意识形态的基本组成部分。欧洲人构建了新的认同基础，这个基础是世俗的而非宗教的。但认同的方法，一如历史上惯用的二元对立法，通过强调他者的野蛮、落后、愚昧、专制、传统等，凸显欧洲文化的优越感。

近代欧洲在政治上依然分裂，而且分裂成许多民族国家。分裂和冲突的现实触动了欧洲国家的有识之士关于欧洲认同的情结。卢梭和伏尔泰呼吁欧洲的人们将自己当成“欧洲人”，而不再归属某一个国家。从圣西门到康德、基佐、雨果、伯克，思想家们都提出了他们的欧洲理念。莱布尼茨和休谟则倡议打造欧洲国家联盟。

可见，明确的欧洲认同理念到近代才形成，今天欧洲人的价值观基本上就是在最近的四五个世纪里形成的。20世纪中叶以来，欧洲致力于建设政治经济共同体，它最初的范围就落在当年查理帝国的地盘上。当然，是共同的理念和价值观使得各自为政的欧洲诸国凝聚在一起。20世纪下半叶以来，“欧洲”从初时的煤钢共同体，经欧洲经济共同体，到1993年成立欧盟，队伍不断壮大，现在的欧盟成员国达到27国，空间范围也远远超过了查理帝国的范围。但加入欧盟是有条件的，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认同。为欧洲国家加入欧盟制定的哥本哈根标准，首先要求加入欧盟的国家必须符合欧盟的政治标准，那就是实行民主制度、人权保护、法治，以及对少数族群的保护和尊重。可见，相同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依然起到了使欧洲国家成为“欧洲”一份子的认同标准的作用。

历史多有相似之处，几个世纪以前，以信奉基督教为基本特征的欧洲，排除了信奉东正教的俄国。如今，当年属于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分裂成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家，但由于在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方面与“欧洲”的差异，它们依然不为“欧洲”所接纳。现在的欧盟虽然不能等同于欧洲，它的边界也还在流动之中，但欧盟国家常常可以以欧洲自居，而俄罗斯却不敢自喻为欧洲。历史多有变迁，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始终是欧洲与俄国的文明断层线。

“欧洲”的历史为今天作为区域国别研究对象的欧洲，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欧洲”穿越了十多个世纪的历史，时代多变，欧洲认同的标准也历经变迁，但是，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始终是欧洲作为一个单独的共同体的尺度。虽然拥有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的欧洲国家，如英国，可以选择离开欧盟，但它始终是一个欧洲国家。同样，未来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要加入“欧洲”，它首先必须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得到“欧洲”的认可。这对于理解当前发生在地理学意义上的欧洲范围内的各种复杂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对欧洲的历史认识为研究今日作为区域的欧洲提供了知识基础，这个案例很好地说明了世界史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

结论：我们从理论上，特别是从空间和时间的角度，阐述了世界历史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的观点，并且以“欧洲”为例，说明了欧洲的观念史对于理解当前作为区域国别研究对象的欧洲的重要意义。历史多变，但与现实不会发生断裂，有了历史提供的时间维度，现实变得厚重，历史存在于现实之中。不仅如此，历史过程之中存在着某种趋势，这种被称为大趋势的力量不会停止于当前，它的运动方向在很大程度上还规定了未来，就像全球化那样，过去5个世纪的全球化大趋势，在将来仍将推动着世界变成联系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如果说，过去/现在/将来是一条时间链，那么，区域国别研究就处在这个链条中，是世界历史研究的“大陆架”，只要世界历史研究者顺着时间链，关注一下现实问题，就可以顺利地进入它的“大陆架”；或者，区域国别研究更加在意历史对现实的影响和作用，研究者同样可以在大陆与大陆架之间自在来往。如此，这两个学科的交叉很容易实现。

本文发表于《学术研究》2023年第12期，转自“学术研究”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