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加州学派否认现代资本主义起源于古老的欧洲传统，因为主要的亚洲帝国和欧洲国家在1700年前后处于相似的发展水平；马克思、桑巴特和韦伯的理论则持相反立场。他们区分了不同形式的前资本主义和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借此来找出阻碍或推动工业革命的因素。忽视这些因素就等于贬低长期文化差异的重要性。

关键词：现代资本主义 历史正义 马克思 桑巴特 韦伯

波特伦·谢弗德 姜宏、曹君豪 译

导言：历史正义

对历史正义的追寻可能与意识到历史的存在一样古老。古代人对如何评价凯撒甚为关心——凯撒是一名暴君，还是一位能够以奥古斯都式统治将和平带给地中海世界的帝国君主制创始人？历史正义是由胜利者和后来人书写的吗？如果追求历史正义不是这般简单，那么它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也许有人会说，最起码的要求应该是从对事件的清晰描述开始，然后对其进行评价，但尼采甚至会怀疑这是一种帝国主义，因为这是一种倒叙的描述方式。对事实进行虚假或扭曲陈述几乎不可能得到历史正义，但是，诗歌中包含真相，柏拉图则喜欢用神话的形式来表达他认为最深刻的见解。历史作为一张由文化意义维系的网，似乎与经济史学家或经济思想史学家无关，经济专家们与物质史更感亲近。但是，我准备提出寻求历史正义的四个领域，虽然远非系统性。我的动机是，事实呼唤着评价，要求人们站出来做出判断；我们必须考虑——也许应该说是平衡——现在和过去的价值观、自己和他人的价值观。

1恢复名誉与持续谴责：这涉及20世纪极权主义的受害者和帮凶。有些经济学家也牵涉其中，他们很少参与行动，而是在思想倾向上支持极端意识形态——桑巴特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例子。

2.跨代正义：经济学家们经常讨论我们对后代的责任，例如对气候问题的讨论。跨代转移更多是基于跨代义务，而不是功利主义交换。年轻一代将老一代人传承下来的传统作为自己的框架，但又部分地否定这些传统。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就是一个例子。

3.产权：经济学家往往将其视为既定事实，但如果没有历史合理性，它们不可能存在。马克思认为，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过程中，资本原始积累采取偷盗的方式，而后来的历史学家则试图证明投资源于储蓄。但是，圈地运动改变了产权结构，我们只能通过衡量公地遭到的侵害和新生产方式带来的进步来评判其后果。请注意，在此，经济学家倾向于接受这是一种两难境地，即承认不公和与之相伴的“进步”同时存在；而在其他例子中，我们可能往往太过急于采取绝对立场。

4.历史荣誉分配的认可：如果过去的智识标准与现代人的相一致，那么公正地评价科学发现就很容易。然而，在我看来，经济思想史家们必须根据过去作者所处领域的价值观来评判他们，而不仅仅是根据现代历史学家所持的标准来评判他们。亚里士多德指出，分配性正义原则具有普世性，但在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国家，奖励功绩的标准却有所不同。古人从人类理想的角度进行评判，马克思采取了历史目的论的立场，兰克（Ranke）则主张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我们该如何评判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和重商主义时期的作家，近代以前的阿拉伯人和奥斯曼人，帝制时代中国、江户时代日本以及其他文化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们都曾对有关经济的知识有所了解但不主张向着资本主义方向前进。

如果我们讨论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上述问题就会出现。我们将在下文看到这一点。本文的目的不是为历史正义理论做出贡献，而是比较和评价现代资本主义理论，同时考虑到全球化——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我的主要目标是介绍我相信的有关学者及其理论的真实历史，但是，我还想明确一点，分析并不是对无以名状的历史力量的作出客观中立（value-free）描述，而是涉及许多判断。这一过程需要努力做到历史正义。

加州学派发起的挑战

什么是现代资本主义？马克斯·韦伯掷地有声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特别是商人资本主义——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大航海时代的冒险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本主义对利润的渴望所驱动的。但在韦伯看来，这些形式的资本主义与促成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有着深刻的不同。令人吃惊的是，韦伯在现代资本主义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之间所做的区分经常被忽视；甚至连后来做过意大利外交部长、总理、联合国大会主席的阿明托雷·范范尼（Amintore Fanfani）这样的杰出经济史学家也无视韦伯的晚期作品，认为韦伯不是把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而是把普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起源归因于新教。桑巴特坚持认为，资本主义起源并发展于意大利城邦。与桑巴特不同，韦伯甚至对古代资本主义的特殊性也有大量论述——事实上，有人认为韦伯作为古代经济状况的阐释者在今天也影响巨大——他的相关作品一直是古代经济史的经典。尽管在起源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桑巴特和韦伯一致认为，资本的现代运行形态是欧洲历史上复杂条件的产物。

可以说，马克思提出了一个线性进化的西方图景：西方从古代生产方式，经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线性进化，而最后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工业革命息息相关。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马克思在研究过程中，会越来越多地考虑到非西方的经济发展，其基础是他对人类学的解读、对东方生产方式的认知（印度、中国、日本的生产方式各不相同），以及经常重复的观点——在众多文化环境中都可能出现商人资本。然而，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发展理论中，马克思用一种特殊的术语，暗示了现代资本主义与早期资本主义形态之间不易察觉的差异；他期望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效仿英国模式。尽管马克思、桑巴特和韦伯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取向，他们都一致认为，西方从封建经济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的过程有其内在逻辑，并且这一过程为西方所独有；也要指出，他们在这一过程的细节上存在分歧，特别是从重商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变。还有一种反证法。韦伯不遗余力地要证明所有主要宗教的伦理规则都阻碍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自发发展。例如，他在1919年断言，如果不消除儒家伦理障碍，中国就不会资本主义化（指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一旦这些障碍消除，中国人就会成为优秀的商人——这或许是社会科学界有史以来做出的最佳预测之一。

近年出现新的反对观点，他们否认现代资本主义源自欧洲的既有共识。加州学派是一个由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汉学家以及其他研究比较经济发展的学者组成的松散团体，其中有多位居住、工作在加州大学（因此得名）。他们主张，倘若没有历史上特定的巧合，欧洲并不会在18、19世纪超越亚洲先进文明。一方面，他们宣称，东西方的生活水平在工业革命前大体相当，社会结构也有着相似特征——尽管有不同的传统和宗教。在东、西方，农业都占据主导地位，所有人生活在由贵族和官员组成的保守精英统治下，有小商贩、小工匠，在城市中也有一些重要的资本主义式商人和制造商，他们与国际市场建立了联系：法国生产天鹅绒，中国制造瓷器。另一方面，他们断言，催生英国工业革命的特殊条件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组合：充分自由的政治框架，牛顿和波义耳带来的科学上的特殊进步。波义耳对真空的研究推动了纽科门蒸汽机的发明。众所周知，由于木材稀缺，人们必须深挖矿井获得煤炭，因此史上第一次抽水的需求促使大规模使用蒸汽动力。戈德斯通是“加州学派”一词的发明者，他认为：“没有任何必然因素使得欧洲的工业化必然发生，甚至可能发生。恰恰相反，欧洲大部分地区不会也不可能比中国、印度或日本更有可能走向工业化。是17世纪晚期的一系列非常偶然的事件将英国推上一条特殊道路，即工业化和宪政民主的道路。”

戈德斯通否认了什么？他否认西方的崛起经历长期艰辛历程——植根于古希腊罗马时代，从中世纪开始，历经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在一波波创新浪潮中终于在世界上占据了独特地位，这些创新浪潮从农业技术开始，持续到今天，工业革命也只是这一序列中的一环。戈德斯通的反对理由是，类似的发展也发生在其他地方，特别是中国，而中国在中古时期恰恰处于更高的发展水平，并且也发展出了一些资本主义制度。在戈德斯通看来，决定性的一步是技术性的：使用化石燃料作为动力来源，首先用于矿井排水，然后应用到轮船和铁路客运、货运。那么问题来了，这关键一步何以可能？对其原因的分析至少可以追溯到上文提到的一些论据，如西方科学技术更加系统化，因为它以公理论证和演绎推理为基础，也更先进，因为它已经创立了无穷小微积分、机械物理学和光学，而且也有仪器发展的支持，如钟表和望远镜等。但是，不光新一代经济史学家认为东西方的经济发展并无太大差异，科学史的类似修正意见也指出了东西方科学的相似之处：例子包括17世纪日本数学也涉及无穷小。东西方之间的技术交流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加州学派强调了工业革命的特殊性，指出在高发展水平上近乎停滞的状况一再出现——经过长期的经济增长后，工业革命的突破在现代观察者看来并非不可想象，但在历史上突破并没有发生。最有名的例子便是中国。为了解释这一现象，伊懋可（Mark Elvin）提出了“高水平均衡陷阱”（High Level Equilibrium Trap），学者们也讨论了亚洲的其他案例（如黄宗智关于内卷化的论述和彭慕兰的“大分流”）。另一个与讨论不太直接相关的例子是西罗马帝国晚期。根据考古学证据，西罗马帝国晚期的技术进步多于文献记载。格林（Greene）在一篇反对著名古代史学家芬利原始主义论调的文章中分析了采矿业，他说，采矿业使用阿基米德螺线和多种类型的泵，在水位线以下200米的深处进行作业。

通过对各种停滞案例的分析，戈德斯通最终得出了以下推测：如果没有“这种极不可能发生的偶然事件的组合，1800年前后的英格兰就会非常像尼德兰（the Netherlands）、中国江南地区或日本的关东平原，即一个高度发达但处于前工业化阶段的社会，有着前工业式的制造业，参与大规模国际贸易，拥有丰富的城市文化和富裕的商人阶层，由保守的贵族精英进行统治。但是，疑问来了。我们不是习惯于将尼德兰视为从意大利北部经尼德兰、英格兰到美国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序列中的第二位吗？我们不是认为在意大利和尼德兰，科学取得了进步吗？诸如伽利略的力学和天文学发现，以及惠更斯的摆钟发现（他巧妙地证明钟摆的等时性：它们的摆动周期与振幅无关）。在一个渴望在国际贸易和殖民化竞争中获得更多优势，并准备开展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风车和堤坝）以扩大农业经济的社会中——正是尼德兰，技术的长足进步难道不是顺理成章吗？让我们来假设一下历史的另一种可能：英格兰由于某种灾难而无缘工业革命，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想象在尼德兰发生另一种工业革命——以水力和风力为基础，也许，它甚至可以绕过我们正在努力摆脱的化石能源时代？

我们是否可能评估一种文化的潜在运动方向？这似乎更多涉及文献考察而非物质遗存研究。在本文的最后，我将就其他文明中讨论经济转变的作品的价值发表一些看法。在这场难度颇大的争论中，经济思想史学家首先可以做的是帮助整理理论。把工业革命说成是导致现代资本主义引擎运转的火花塞，不是什么新思想，但根据桑巴特和韦伯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决定论犯的一个错误；然而即便是马克思自己也有理论指出资本主义早期形态是必要的，因为正是它们使工业革命成为可能。我建议重新构建马克思、桑巴特和韦伯的发展理论，由此得到一个理论框架，重新解构加州学派的观点。

马克思：资本主义诸阶段

显而易见，在工业化和工厂制度出现之前，不单单是市场关系，而且是资本主义关系就已经存在；但这些关系的性质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变化，什么是原因，什么是结果，这些都尚存争议。如经济思想史研究惯常所做的那样，研究工业化先决条件的形成，可以从具体制度的出现和概念使用的相应变化入手。

我们在此谈谈马克思的工业化理论。他的历史著作包含了很多这方面的内容，但其论点的精髓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将理论与历史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做得如此之好，以至于我认定他不仅是德国历史学派中左翼的重要代表，更是该学派中唯一一人，他不仅能够提供一系列前后相继的模型来标示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揭示了推动这些阶段性发展背后的力量。在这里，我暂不讨论为什么马克思的这种方法在预测未来方面略为逊色，我暂且接受那些对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和未来设想的批评，而聚焦于那些更少争议的领域。马克思有一个一般性的资本主义概念和一个更具体的概念。就一般性概念而言，他只使用过一次“资本主义”这个词：

Der Kapitalismus ist schon in der Grundlage aufgehoben durch die Voraussetzung, daß der Genuß als treibendes Motiv wirkt, nicht die Bereicherung selbst.

因为只要假定动机不是发财致富本身，而是享受，资本主义就从根本上被废除了。

资本主义被“废除（abolished, aufgehoben）”，是指如果假设资本主义的驱动力是享乐，那么资本主义存在的前提就会被否定。其实，在任何货币经济中都可能存在这种资本主义逐利行为：古代和中世纪都存在商人和高利贷者。因此，马克思将资本主义视为亚里士多德式经济活动（Aristotelian Chrematistics）。

更具体的概念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家必须追求利润和积累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家通过雇佣劳动实现这一目标；而雇佣劳动的前提是特定的社会结构：垄断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和出卖劳动力的工人。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也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无限追求利润。因此，马克思忽视了一点：追求利润可能会受到消费者的制约，消费者会通过平衡商品的正效用和劳动的负效用来决定其工作努力程度，并通过平衡从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中获得的满足感来决定积累。马克思的理论并没有直接回应新古典主义观点（当时新古典经济学还没有完全形成）；马克思建议，在考虑积累问题时，除了过度积累和经济危机外，不要考虑其他约束。价格——长期价格——在马克思这里，是由劳动价值转化而来。萨伊定律不成立：需求往往少于供给，因为工人的收入不足以购买他们生产的东西，而资本家也不会花得和他们赚得一样多。积累中的制约因素不是来自偏好，而是来自剥削的内在矛盾。

不得不说，马克思的发展理论是故意倒向一边的，他是从简单的商品生产出发。恩格斯认为，这种模式捕捉到了前资本主义式手工业经济的基本特征，在这种经济中，商品按照其所包含的劳动量进行交换，抽象掉了不同职业的不同生产特征。随后，马克思发展了剩余价值理论和剥削理论——既有分析不完善的地方，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与资本主义积累的形成条件有关，特别是与工作日的形成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为两个阶段：绝对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在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榨取剩余价值受到限制的情况下，马克思所说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就更加突出。给定工作日长度和不变资本，如果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就会增加。因此，节省劳动力的技术进步被认为更加重要。马克思由此搭建起在一个以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冲突为核心的框架，其中蕴含的偏见相当具有说服力——但并未得到证明。马克思说：“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阶级矛盾从驴拉磨的发明时就开始了。马克思引用尤尔（Ure）的话对其进行了评论：“它的使命是恢复工业阶级中间的秩序……这一发明证实了我们已经阐述的理论：资本迫使科学为自己服务，从而不断地迫使反叛的工人就范。”合作和分工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较早和较简单形式，而机器的引进则是较高级形式。分工使得单个工人要完成的任务简化，从而促进取代人工的机器的发明。一旦这些机器到位，它们就可以通过马力、水力、风力或蒸汽机等动力装置来驱动运转。

也正因如此，马克思描绘的图景比围绕煤炭和钢铁技术演变的图景更为广阔，也牵涉到更多经济部门。下一步，就必须对原工业化（proto-industrial）社会中分包制体系（putting-out system）下的制造业与机械工业进行区分。马克思试图通过“劳动的形式从属”和“劳动的实际从属”这两个概念来把握这种差异。有一种英文版本如是说道：“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完全取决于工作日的长短；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则彻底改变了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的构成。因此，它的前提是一种特定的模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模式连同它的方法、手段和条件，都是在劳动形式从属于资本的基础上自发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formal subjection）被实际从属（real subjection）所取代。”

《资本论》英译本用更具政治意味的“从属（subjection）”一词取代了更具哲学意味的“包纳（subsumption）”。在这一意象中，工人成为资本的一个器官。马克思在描述现代化工厂时对此进行了生动描述：工厂的中心是一台蒸汽机，蒸汽机驱动着许多小型机器，工人在这些机器上按照机器规定的节奏进行劳动。相比之下，形式“从属”或“包纳”意味着，原工业化制造业中的工人仍然不改工匠的面目，尽管也由资本家指挥着。我们知道，马克思预计这种演变趋势会持续下去：将会有更多的集中、更多的纪律、更多的无产阶级组织，并最终没收资本家，而资本家作为生产过程指导者的角色将由工人组织接管。事实上，集中化趋势仍在继续——就此而言，马克思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新技术的涌现（如电气化）使去中心化成为可能，新的工作技能不断出现，整个劳动分工体系越来越复杂，而不是越来越简化——尤其考虑到服务业的空前发展。

桑巴特：寻找企业家

“从科学的角度而言，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发现它的特殊性和对实践的意义则是重商主义者的伟大的独创性成就。”这句话摘自桑巴特的巨著《现代资本主义》，该书尚未翻译为英文,帕森斯（Parsons）的评论仍然提供了很好的总结。桑巴特意识到在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城邦资本主义已然发端，也充分认识到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巨大进步，但是，他将新生产方式的突破归功于官房学派（Cameralists）——重商主义者已经在努力提高经济生产力，而且正是他们培育了企业家精神。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施穆勒（Schmoller）和他的历史学派的传统，他们将国家也作为一名“企业家”来对待。制造业需要被谋划、被打造、被管理，并为之配备工人。手工匠人及其行会不得参与制造业，但制造业需要使用他们的技术并加以发展。柯尔贝尔（Colbert）是这股潮流的象征和主要代表，但他并不孤单，许多王公贵族都在效仿他，大量的出版物也鼓励并推广这一趋势——仅在德国的众多图书馆里就有成千上万的官房学派作品。比尔菲尔德（Bielfeld）的三卷本著作被翻译成多种主流欧洲语言，他本人也曾担任普鲁士大臣。在如何向王公贵族提供政策建议方面，他就是一个杰出例子。他的首要目的是培植出在商业上成功的制造业。

桑巴特很清楚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他在1902年出版的第一版《现代资本主义》中就已经强调了企业成功需要有意筹划。桑巴特在记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13世纪在意大利兴起的复式记账法中找到了相关证据。他相信，工作要踏实、商业管理要清醒，这两项准则源于天主教——托马斯·阿奎那已经表达出了相应立场。桑巴特在早期作品中对现代职业生活的片面性充满悲观；韦伯也表达过类似担忧，马克斯·舍桑巴特关于犹太人如何为资本主义兴起做出贡献的书引起了旷日持久的争议——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他的为人。从这本书本身和作者早期的表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桑巴特钦佩犹太人，他的基本倾向是亲犹主义的。但弗朗兹·奥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说的也有道理，桑巴特的立场实际上是反犹主义的，因为在桑巴特这里，反犹主义的刻板印象被转变为积极特征，并得到强化——这是危险的。无论如何，桑巴特的书都被严重夸大了。桑巴特的传记作者伦格（Lenger）广泛调查了相关文献，证明了桑巴特的书尤其受到在德国的锡安主义少数派（the Zionist minority）的欢迎；他们认可桑巴特关于犹太人是一个不可被同化的民族这一说法。桑巴特宣称，他相信锡安主义可能是解决东欧犹太人问题的可行方案，但他也宣称，如果德国的犹太人离开，这将是德国的巨大损失，因为他对进步持怀疑态度，并声称偏爱文化多元。1911年，桑巴特被选为美国犹太历史协会的通讯会员。但很久以后，在1934年，他发表了《德国社会主义》，主张通过赤字支出促进就业，支持保守工业政策以限制技术进步的负面影响，还主张我们现在所说的环境政策；这些观点借鉴了天主教的社会思想。该书为国家社会主义打开了大门，“犹太精神”相关描述的反犹主义倾向已经清晰可辨，桑巴特还提议禁止犹太人从事某些职业。尽管如此，这本书还是被纳粹官员及其控制下的报纸拒之门外。但另一方面，桑巴特在1936年担任德国经济协会主席时解散了该协会，以避免它被纳粹政权利用。勒（Max Scheler）亦如此。这让桑巴特思考，耽于声色犬马的贵族和愚笨单纯的手工匠人是如何变成资本主义企业家的。桑巴特提出了这个问题；在《现代资本主义》第一版出版两年后，韦伯以他的新教伦理学说回应了这一设问，否认意大利早期资本主义形态是“现代的”。但桑巴特认为新教徒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他们是异端，而异端作为局外人（outsiders），在特殊情况下就会有动机和能力成为企业家。在各种局外人群体中，桑巴特认为犹太人是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他写了《犹太人与经济生活》一书，专门讨论这一点。像往常一样，桑巴特收集了大量的材料和历史证言来证明他的理论。资本主义企业家必须是发明家、征服者、发现者，同时也是交易者、谈判者和会计员；他认为犹太人非常重要，因为犹太人在交易、谈判和会计方面表现出色。桑巴特在1909年用讽刺性的夸张语言描述企业家，说他们一开始是主动出击的“雇佣兵（condottiero）”，最终变成大体系中一个“雇员（employee）”。类似说法也出现在熊彼特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德文版中——英文版的相应章节被部分删减了。根据桑巴特的说法，犹太人在这些截然不同的角色之间灵活转换。

鉴于桑巴特不断变换立场，直至今天他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他是有史以来经济学家中历史知识最渊博的人之一。他是学术界马克思主义修正派（Marxist Revisionism）的创始人，这为他取得了最初的国际性声誉。恩格斯喜欢桑巴特对马克思主义著作所做的解读，但桑巴特的立场在很早的时候就非常保守，他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贫困化理论和革命理论。他以一种哀叹的态度，强调要重视技术进步的破坏性后果；他将文化普及大众视为社会政策的首要目标。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最根本的方面在于唯物主义。桑巴特强调精神或心态是经济体系不可或缺的特征，或者说，一种经济“风格（style）”——正如斯皮托夫（Arthur Spiethoff）后来一直主张的、桑巴特自己偶然谈及的那样。

至此，回到我们的主题。桑巴特对经济的根本划分——这种划分过于简单而被韦伯批评——在于一种亚里士多德式划分：“需求满足型经济”（Bedarfsdeckungswirtschaft）和“逐利型经济”（Erwerbswirtschaft）。这种划分涉及作为积累驱动力的经济精神（economic spirit），心态不同确实也影响了经济体系（system）或风格（style）的其他方面，比如对技术的态度。桑巴特与亚里士多德的相似之处从《现代资本主义》第一版中的一个有趣例子也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靴子工厂全心全意赚取利润，而农户之家甚至将制造靴子视为苦差事，他们只是想保护脚免受寒冷——这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相似。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理论以一种全新方式处理理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1928年埃德加·萨林（Edgar Salin）评论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第三卷，将其描述为“anschauliche Theorie”（可以翻译为“直观理论”或“视觉理论”，也有人提议将之称为“经济形态理论”）。桑巴特书中的理论性章节更多地涉及原始凯恩斯主义，而不是早期新古典主义立场；他讨论了现代意义上的“理性”理论或纯经济理论的要素，例如，在金本位制下，新发现的黄金对货币数量和价格的影响。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认为，桑巴特不是简单地接受货币数量论，而是试图对重商主义信条中贸易顺差的有益影响加以正名，并论证输入黄金对国内经济循环的影响，这一点是相当不光彩的。然而，另一方面，桑巴特的书是“直观的”或“视觉的”，其中也包含了“理性”。当他对制度变迁的逻辑和心态的转变提供了非常生动的描述时——看看他对企业家起源所进行的解释，看看他援引那些鲜明个例，如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来表明资本主义精神起源于意大利——理论就是“视觉的”。桑巴特的理论都表明，现代资本主义的基础是重商主义。

韦伯：区分现代资本主义和更早的资本主义形态

在他们那个时代，桑巴特比同辈人韦伯更为著名，但今天，得益于那些更具方法论性质和系统性的作品、正直诚实的美名，韦伯更加英名远播。他与桑巴特一致认为：社会科学家应该避免价值判断，尽管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分析现在和过去人们所持的价值观如何相互关联。由此，他们都对历史学派的进步主义论调表示反对——历史学派假设经济增长、新制度的发展（特别是在教育方面）和道德完善之间存在联系，并致力于制定可以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的社会规范。价值中立的科学则意味着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价值判断必须持开放态度，至于未来是什么样子，不能由科学家来强加规范。

我们对韦伯的这一论点感兴趣：新教伦理是导致现代资本主义出现的众多原因之一。如上文已提到的，韦伯的这种说法否认了资本主义仅仅发端于它的现代形态。韦伯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也存在于古代，并认为桑巴特做出的“需求满足型经济”和“逐利型经济”的亚里士多德式划分是不够的。不同于桑巴特，韦伯的主要努力方向是通过证明世界诸宗教的伦理（除了新教）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和强度遏制资本主义力量来证明他的观点。他并不否定桑巴特对犹太人的强调，但韦伯认为犹太人在任何社会中都处于边缘地位，无法发挥决定性作用，犹太人的资本主义是被放逐者的资本主义，它只在在现代资本主义之前是重要的。尽管韦伯强调新教伦理，但他绝没有将其视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唯一原因，更不用说更广泛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了。他主要想表明，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取决于目标导向型理性的传播，以及允许私营企业有计划且持续地进行工业生产的社会结构（包括必要的法律框架）。技术发明家与科学创新者的合作、科学研究与机械工艺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是变革的前提，而非变革的结果。

作为一名社会学家，看起来韦伯的主业是类型学和社会学性阐释，似乎不是经济学理论模型。然而，众所周知，他在整个任职生涯中一直担任的是经济学教授，直到很晚的时候才专注于社会学。他在弗莱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举办了五次理论经济学讲座，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同于一般印象的韦伯。韦伯早期曾研究过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他的课程还提到了瓦尔拉斯（Walras）、马歇尔（Marshall）和其他与门格尔（Menger）同时或稍晚的新古典主义作家，但韦伯对他们的研究并不深入。当然，韦伯非常熟悉德奥“方法论之争”（Methodenstreit），熟悉门格尔的作品。韦伯的授课内容表明，他接受了门格尔的效用、需求和消费理论，但与门格尔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将哲学实在论意义上的理性人假设视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对经济行为的描述；但在他的晚期作品中，对门格尔理性人理论的倾向性变得相当明显：尽管彼时韦伯尚未提出理想类型的概念，他实际上将门格尔的这种理性范畴视为家庭和消费中现代理性的理想类型。盐谷佑一（Yuichi Shionoya）认为这种理想类型的使用对应于熊彼特的工具主义。如果工具性指的是韦伯使用理想类型作为构造理论的方法，以便在具体情境下对不同对象进行比较，而不是作为现实的描绘，我认为这种对应恰如其分。如果说门格尔理论为现代人消费模式提供了理想类型，那么，言下之意，前现代人并不一定追求效用最大化，他们有着传统的理性；无论怎样解释，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尚算青涩的韦伯和思虑纯熟的韦伯本质上都使用了门格尔的理论。

微观经济学的另一半，即要素定价和分配理论，以及韦伯的宏观经济学又是如何呢？我们可以放心地说，韦伯对新古典主义分配理论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他当然也没有提出一个分配理论。桑巴特明确拒绝了庞巴维克（Böhm-Bawerk）的时间偏好和利益理论，韦伯似乎也是这样，只是更加委婉。他在课上讲授古典学派的分配和积累理论，涉及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等人。他认同庞巴维克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批判，这在当时是相当不寻常的；但是，当面对该用节欲理论还是剥削理论来解释利润时，韦伯声称：“剥削理论胜过节欲理论”，这表明他认为资本的来源在于生产方面，而“节欲”仅牵涉主观方面。在其后期的经济史讲座（讲义整理成书，于韦伯去世后发表）和《经济与社会》中，韦伯转向了社会学的类型学，这种转向似乎没有为分配和积累的经济理论留出任何位置。但是，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始终处于动态运动中，古典主义的分配理论以资本与劳动之间冲突的形式出现，整个19世纪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以及爆发革命（1918—1919）前后的德国正是如此——韦伯的最后几节经济史课程如此呈现。我力图证明，在这种背景下，成熟时期的韦伯仍然没有脱离他早期所受的古典主义理论的影响。只要现代资本主义被视为一个增长过程，他每谈及经济波动和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都可以看到古典主义积累和危机理论的影子。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现代资本主义形态的转变：福利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出现，这可以被视为“理性化”的更进一步；这些宏观经济侧面，原本可能在韦伯那里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但对于解释韦伯的经济学家来说，困难还在别处。什么是不那么现代的资本主义？韦伯举出的重要例子有大航海时期的冒险资本主义。那些企图征服新土地的野心家并没有建立起能够产生稳定收入的长久企业，他们要么灭亡，要么带着巨额财富返回欧洲并最终融入贵族阶层。古代的资本主义则是政治性的。在古罗马，巨额财富只能通过管理行省、承包公共工程或作为军队供应商来赚取。韦伯对古典时代雅典经济的分析略有不同。他对罗马帝国时期大型庄园管理的描述参考了古罗马农业学者的作品，聚焦于管理奴隶制庄园的困难。通过说明合理配置奴隶劳动的困难所在，韦伯展示出了现代资本主义下自由劳动力配置的独特的、理性化的优势。

韦伯希望人们认识到，即使理性管理技术存在，那些罗马农业庄园也无法按照现代理性的方式进行管理。因为奴隶的供应不稳定（奴隶来源于战俘），奴隶价格毫无规律地波动。奴隶的工作节奏也无法像现代自由劳动者那样受到工资制度的控制。奴隶是资本成本的一部分，其价值难以评估；计算总体回报率徒劳无益。即使不做工，奴隶也必须吃喝消费，还不时存在着特殊的健康和死亡风险；他们或许会逃跑，或许会被赐予自由，但在身为奴隶的生涯里，他们的主奴关系相当稳定。韦伯似乎认为奴隶没有正常价格，他将古代资本要素缺乏估价的情况与现代植物市场常常缺乏市场估值进行了比较。工资制度为劳动力更加合理的配置奠定了基础，会计技术使得人们可以对长期运转设备的盈利能力进行评估，这都被韦伯视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成就。作为资本的奴隶必须以机器的方式进行估价，但这种理性计算彼时尚不为人所知；即使这种方式在古罗马时代已经存在，由于奴隶贸易极不规律，也无法应用。这种关联对于经济思想史学家来说很有趣，因为社会学家所说的理性化的历史与经济学中使用的分析技术的历史是联系在一起的。内行应该一望而知。

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理性世界是理所当然的，但我想指出一些反例，这些例子可能有助于表明理性是一种不断发展的东西，正如韦伯的理论所展示的那样。一个古罗马商人想要驾船横渡地中海，他向众神献祭了一只公羊，祈求安全抵达。韦伯会用传统理性来解释这一行为。米塞斯（Mises）可能会说这是一种目标导向的理性的表达，这商人只是在实现手段上犯了不理性的错误。我认为这两种解释都行得通。韦伯的解释对于理解历史背景更有用，而米塞斯的解释则有助于扩展经济解释的领域。

在上面这个例子和接下来这个例子里，我们可以区分出实质理性（韦伯）和形式理性（米塞斯）。这个例子更为有名：自重商主义时期以来，经济学家就一直在抱怨工人的保守消极态度；工人，尤其是那些来自农村的工人，给他们工资越多反而工作越少，因为他们只希望达到传统标准下的正常生活水平，如果工资提高，他们就会减少工作，满足家庭基本需要即止。如果所有工人都是这种类型，就会产生向后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从形式上讲，如果无差异曲线恰当反映工人的这种偏好，那它就是效用最大化的结果——正如同时期的朗哈特（Launhardt）所展示的——韦伯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这种现象感兴趣。如此看来，不同种类的实质理性都可以在形式理性的统一框架内找到位置，这使得新古典主义的形式分析框架具备普遍性成为可能。这同韦伯对奥地利学派理论的应用截然相反。

但是，请考虑以下古希腊雅典公民的模型。他扮演着三种角色：父亲、战士、哲学家/政治家，他从事三种不同的活动：家庭生计、保卫城市、治国之道。作为父亲，家庭是第一位的，其次是战斗，第三位是治国，因为政府职责可以留给其他人。作为战士，他最关心的是战斗，其次是治国，并且做好了牺牲家庭的准备。对哲学家而言，他将国泰民安视为最高任务，其次是家庭和谐，而战斗则排在最后，即使他不像苏格拉底那样宁可受罪也不做坏事。这些偏好会周期性变化，无法汇总为一致的偏好——不可能同时扮演所有角色。通过同样的方式，我们证明无法汇总个人偏好，也无法获得一般化的福利函数。因此，这个例子里公民没有效用函数。这一结果可能与古代经济的许多研究都有关。希腊神话（如赫拉克勒斯）和希腊哲学有自己的方式来处理命运冲突面前的个人选择。价值观的冲突甚为悲哀——甚至众神也面临两难抉择。后来，宗教权威为人们构建起人生价值的等级结构。

资本主义真正开始于公司和家庭在法律上的分离：企业家应该致力于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家长应该追求效用最大化。军人必须勇敢。当我们扮演的角色互相独立时，缺乏主导性规范的雅典公民式内心冲突就消失了。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设想了解决方案：一个人的一生，要么永远是战士，要么永远是家长。另一个柏拉图式的解决方案建基于康德主义：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制定一套一以贯之的规范体系，就像城邦的公民必须依照宪法行动，这样，城邦才会成为一个国家而不仅仅是混乱人群的总和。在柏拉图对话录的其他篇章，不同价值观多次出现，特别是在《会饮篇》中。我们可以学到的是，角色分离必须在历史过程中实现，其中企业和家庭的分离是重要一步。现代资本主义强化职业选择；职业强加给人们必须遵循的价值观等级结构。韦伯谈到，新教徒通过自由选择接受了新教伦理，但现在我们必须也接受它们——这是现代经济生活强加给我们的——他的铁笼论由此出名。我们被封闭其中，失去了往昔的激情、英雄主义、忠诚、魅力，乃至痛苦。强加的解决方案永远不会奏效。一个人的价值观与角色所强加的价值观之间存在潜在冲突。如果要扮演多个角色的时候怎么办？

文化纽带和资本主义的兴起

马克思、桑巴特和韦伯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是在西方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出现的。马克思强调单向的、必然性的逻辑分析，韦伯则强调多重原因和历史偶然性，但这三人都把答案指向遥远的过去。加州学派挑战这种长期观点，他们并不是否认文化发展有着古老起源，而是怀疑这种悠久文化传统对于工业革命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工业革命之前的西方与东方并没有太大不同。他们的解释——彭慕兰甚于戈德斯通——更接近马克思，因为他们主张“劳动的实际从属”直接源于机械化。我不认同他们的论点，但我难以将其证伪。有证据表明，东西方的生活水平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剑桥现代欧洲经济史》中有一节提供了数据：根据一项估计，在18世纪下半叶，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实际工资比莱比锡、北京和上海高出两到四倍。这是否表明在工业革命之前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尼德兰、英国）相较于落后的国家（德国、中国）就已经获得了决定性优势？

17世纪的学者提供了当时的观察。卡斯帕·科劳克(Kaspar Klock)是一位官房学派学者，因对金融和税收的分析而闻名，在德意志地区的三十年战争时期颇为活跃。他还写了一篇文章对欧洲和欧洲以外主要国家进行比较，其中涉及诸多主题，包括公共财政、政府运行、人口状况、人民特征、法律制度、社会条件、自然禀赋、国家金融等等。他认为中国基本上是自给自足且封闭的，商品和金钱在皇帝、朝廷、官僚这端和民众那端之间流动。巨大的财富集中在中央，而普通中国人则相对贫穷。科劳克对中国法律体系的有效性和在推进和平与繁荣方面的功效颇为钦佩，就像一个多世纪后魁奈（Quesnay）在著作中表露的那样。科劳克说：“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具‘政治性’。”他想说，国家可以渗透到任何地方，并且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有凝聚力。但他认为中国不像莫斯科大公的公国那样专制或暴虐，因为中国的制度是基于法律和传统，而莫斯科大公的制度是基于权力和暴力。他讨论了中国和德国的发明创造，但他很清楚，就制度（股份公司）和技术成就（风车一类的）而言，最先进的国家是尼德兰。科劳克的叙述是支持桑巴特的。

我自己试图超越西方经济思想史的范围。借助于翻译，我阅读了中国、日本、阿拉伯和奥斯曼的文献。这些经济方面的著作表现出浓厚的文化特色。其中的方法与西方文献采用的方法不同：它们的思考更全面，其论点较少分析和演绎，但具有丰富的直观性内容，其目的不在于清晰描述，而更多在于总结政治智慧以及政府良好运作的法则。在我看来，阅读经济思想史上大量文本所得出的结论与韦伯对世界诸宗教经济伦理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相似。下面我简要总结主要例子。

德国历史学派后继者所称的经济精神在直观上有多明显，在概念上就有多难理解。伊本·卡敦（Ibn Khaldun）的思想聚焦于那些沙漠中勇敢、生活简单、团结、节俭的游牧部落同公国中勤劳的工匠和农民之间的对立，公国由那些以勤勉起家、以腐败告终的王朝君主进行统治。游牧部落凭借他们的部落式忠诚征服一个衰落的公国并将其恢复繁荣，直到他们自己的道德被新积累的财富败坏。随之而来的国家腐败又引来新的征服。按照这种观点，经济生活在政治与经济互动的循环中不停震荡；从长远来看，经济水平是基本停滞的。但正如卡敦指出的那样，知识仍然会不断积累。

公元前81年，中国出现了围绕盐铁官营的争论。一边是皇帝的充满自信的大臣——桑弘羊，另一边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儒家学者。桑弘羊希望粮食的重新分配不仅能做到丰年备荒，而且还能进行区域间的重新分配。他想继续修筑长城，并动员人口保卫长城，抵御北方匈奴的掠夺。他需要通过盐铁垄断来获取资金。这相当于对主要经济部门进行中央计划分配。儒家学者则认为，在分散的经济中，士绅作为乡村的宗法统治者，过一种有德行的生活，这会使匈奴失去入侵的动力；他们认为，国家控制生产会造成效率低下，并且国家支出可以削减。他们的争论表明了，在遥远的两千年多年前，一个强大的国家如何能够审慎利用、或者说遏制商业资本；桑弘羊主张全国性的国有经济，儒家则捍卫商品和货币市场中小经济体的正当性，但双方都不支持市场的完全自治。

三浦梅园（Miura Baien），是日本的亚当·斯密，也差不多是斯密同时代的人。他是一位哲学家，当地的大名向他寻求货币方面的建议时，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其中包含货币理论的基本原理，但也包含了对传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的反思——传统经济下，以自然方式取得的财富受到重视，在向城市经济转变过程中，无产者不断壮大，农民放弃了田地，离开他们的领主，社会关系瓦解了——这一切都是由于货币经济的发展。三浦梅园意识到，尽管日本几乎完全与外界隔绝，但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原始工业化的趋势已无法逆转。他还是想采取一些措施来减轻工业化带来的痛苦，并维持住农村的旧秩序。日本现代化的见证人之一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在他的自传中解释了为什么在日本，现代化也是非常困难的。他写道，如果将东方儒家思想与西方文明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东方缺少两点：“物质领域的物理学和精神领域的独立思想……因此，日本仅仅靠开放国家就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希望渺茫。”

因此，这些文献都谈到了进步的力量，但文化抵消了它们，正如韦伯在他对世界诸宗教经济伦理的比较分析中所描述的那样。最终，多少带有暴力色彩、残酷无情的殖民主义拆毁了传统纽带，使得新的民族解放运动按照西方模式启动现代化。福泽谕吉坚信，没有文化变革就没有进步。这并不意味着在19世纪没有被列强殖民的日本是心甘情愿改变了文化：日本也有冲突和内战。许多亚洲国家在18世纪有着可与欧洲媲美的繁荣，它们今天向着工业化和服务经济转型，这种转型过程看似毫不费力，但并不是自发开始的，而是直接或间接由殖民冲击引发的——曾被日本殖民的韩国便是一例。

如果我们想做到历史正义，就不能把这些文化特征简化为技术进步的障碍——它们曾在整个社会被强迫转型之前塑造经济生活——而是将它们作为文化遗产来研究。经济史学家，特别是加州学派所作的努力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解释。他们平等对待亚洲和欧洲文化，这是不同于旧殖民主义态度的进步，但他们的重点在于技术进步（以煤炭和钢铁为中心的工业革命），因此存在着盲目崇拜西方技术进步、为不受控制的全球化寻找合理性的危险。他们让人想起启蒙运动中孔多塞（Condorcet）的传教士式热情：西方生活方式本可以在任何地方出现，它将传播到任何地方。“欧洲人口……难道不应该文明地，或者甚至无需征服，就使野蛮民族消失吗？”尽管要认识到传统对现代性有一定的抵制作用，但欣赏每种文化的特性不是更宽宏大量的做法吗？然后，那些在经济上与亚洲不在同一水平的地区，如非洲、澳洲和古老的美洲，也产生了难以置信多样化的生活；正视亚洲也会使它们得到同样的审视。多样的传统生活被无以名状的进步力量一点点拆毁，一如它被殖民主义的压迫直接摧毁。虽然我们从现代性中受益——不仅是物质方面——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它的消极方面。如果经济思想史研究不是狭隘地局限于现代欧洲的话，我们必须面对这项任务。历史正义至关重要。

本文作者波特伦·谢弗德（Bertram Schefold），法兰克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Facul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Frankfurt）经济学歌德讲席教授、欧洲经济思想史协会荣誉主席。

原文载《经济社会史评论》2023年第四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