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24日，著名史学家、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戴逸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噩耗传来，我深感悲痛，随即给戴先生的长公子戴寅发去唁电，对戴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戴寅回复说，戴先生当天早晨8点12分离世，此前在医院已经住了一年多，经历了多方医治休养，最终没有恢复过来。

在我的印象中，戴先生身体素质向来较好，这也是他能够著作等身，年逾古稀还可以主持完成艰难繁重的清史纂修工作的前提条件。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由于处置得当，已经94岁高龄的戴先生平安地度过了疫情肆虐的前两年。2022年6月，我将再版的新书寄给戴先生指正。戴寅除了告知快递地址外，还特别表示戴先生身体挺好，就是听力和腿脚不太好，没有大问题，吃饭和睡觉都还好，请我们放心。得知此消息，我特别欣慰，默默祈祷上苍，保佑戴先生平安健康，长命百岁，可以亲眼见到新修清史出版。在此前后，戴先生还多次接受采访，回顾自己漫长而多彩的史学人生，思维缜密，视野宏阔，完全不像耄耋之年的老人。然而世事无常，敬爱的戴逸先生还是永远离开了，离开了他挚爱并为之呕心沥血的清史事业。

戴先生生前是《经济社会史评论》的三位学术顾问之一，他对这本以世界史为主、兼顾中国史的学术期刊关爱有加，与主编侯建新教授交谊甚笃。值此悲痛时刻，应侯建新主编之约，我以戴先生的学生和同事的身份匆匆为文，追忆与戴先生几十年来亦师亦友的交往，缅怀他为师为学的崇高风范，传承他长期以来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对清史所作的高屋建瓴的思考，寄托对戴先生的无限哀思。

一

我与戴先生大约是在1994年相识的，缘于我要报考他的博士生。1987年，我从天津师范大学硕士生毕业，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任 教。受限于主客观原因，我没有在硕士生毕业后马上报考博士生。从主观说，我在硕士生学习期间和来人大任教后在《历史研究》和《世界历史》发表过数篇论文， 感觉已经可以独立进行科研工作，没有必要再跟风读博士。从客观说，我来人大后的最初几年里，教学任务繁重，其中一门课程还需要撰写教材，分身乏术。那时硕士毕业生数量较少，含金量很高，在高校也可以算是高学历了。环顾当时的人大历史系，教师中还没有人获得过博士学位，因此我入职后的最初几年里并没有急于报考博士生。

然而，变化在不知不觉地发生。20世纪90年代，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陆续进入高校，人大的教授评审条件也随之做了修订，规定青年教师必须拥有博士学位，否则原则上不能晋升为教授。无奈之下，我在1994年下半年决定报考戴先生的博士生。作出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戴先生是全国著名的清史大家，198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一批博士生导师，1988 — 1998年担任首位中国史学会会长（之前由主席团共同担任），在史学界享有崇高威望。我对戴先生慕名已久，早就想拜在他的门下，成为入室弟子；二是我虽然做世界史研究，但始终认为研究世界史的目的是为了更准确地认识中国，取长补短，经世致用，造福人民，所以自硕士研究生开始也从事中西历史比较。考虑到未来还要继续做中西历史比较研究，我感觉应投入一些精力去钻研中国古代史，师从戴先生有助于达成这个目标。可是，问题来了。戴先生在人大清史研究所（简称清史所）工作，加之专业不同，我们彼此并不相识。于是，我请求历史系主任王汝丰教授出面帮忙，向戴先生转达我希望与他面谈的想法。戴先生不仅答应见我， 还约定了时间和地点。

见面地点的选择也颇具那时的特点。戴先生家住人大旧校址，即北京城里的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一号，经常需要来西郊人大本部的清史所。当时人大本部的办公条件非比今日，绝大部分系所和报刊编辑部都在资料楼（今人文楼）办公，拥挤不堪。除了系所行政、党总支的办公室和资料室外，教研室和教师一律没有办公室，系所也无专属会议室，这种窘境迫使老师们只好临时选择在系所办公室、校园、食堂甚至东门对面的商场等地方谈事情，非常不便。戴先生往返校园和城里通常要搭乘学校班车，依稀记得，此次见面地点被安排在傍晚下班从人大本部返回铁一号的班车上。

那天天气很暖和，我在灰楼（今求是楼）前面上下班车的地方见到戴先生。他穿着浅色衬衫，步履轻快，神采奕奕，一点不像快七十岁的人。在班车上，戴先生亲和儒雅，详细询问我硕士研究生时的专业，目前的科研情况，以及未来的研究设想。从戴先生不时点头微笑的表情来看，他对考察我的结果还是满意的。最后他表示，同意我报考，提醒我那一年考生较多，竞争会很激烈，嘱咐我全力以赴备考，务求一战而胜。整个谈话令人如沐春风，给我极大的鼓舞。1995年，我顺利考上戴先生的在职博士 生。戴先生招收博士生的专业方向是清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为了提携后学，他有教无类——不计较研究方向或专业上的不同，那年录取了三位在职博士生，都算不上专业或方向完全对口，却为我们这些青年教师未来晋升教授职称解除了后顾之忧。凑巧的是，我们这一级是戴先生最后一次定期招收博士生。1996年戴先生年满七十岁，自己选择不再招收博士生。

戴先生培养博士生有一套宽严相济的方法。从宽的方面说，戴先生平时对我们基本上采取放养式方法，为我们的学习创造了非常宽松的氛围，这对我们这些在职博士生来说特别适合。戴先生像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为人随和，作风民主，他尊重我们的意见，不干涉我们的活动，让我们自主学习，从不拒绝我们提出与他见面请教问题的任何要求。1995—1998年读博期间，我们经常为学习上的事情坐班车去家里拜访他，当时他还住在铁一号院内的红楼，不是后来的小院平房里。戴先生家庭和睦幸福，师母刘炎教授是人大哲学系教师，快人快语，为人热情，成为戴先生在生活和工作上的贤内助。

1996年下半年，我在阅读18世纪的农村史料时深感清代华北农业粗放经营，而非如之前的“高水平陷阱”和“过密化”理论所描述的那样精耕细作，最终导致了农村的贫困落后。为此，我准备选择清代华北农村经济及其与英国比较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并专程去戴先生家里谈了选题的原因、价值、主要史料和结构安排等想法。戴先生听得十分仔细，还不时询问一些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很重要，清朝国土辽阔，农业生产绝不会只是一种模式；最后希望我全面搜集史料，特别是地方志材料，实事求是，大胆研究，不要有任何顾虑。

从严的方面讲，戴先生对博士生的综合考试、学位论文评审和论文答辩等几个关键性环节高度重视；在时间保障和专家选择上严格要求，绝不流于形式，不走过场。尽管戴先生平日里工作繁忙，但他从来不怕麻烦，不辞辛苦，以至于我们三位在职博士生的综合考试、学位论文评审和答辩都是各自单独进行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保证每位博士生的综合考试和论文答辩都不少于半天，让参与的师生们有充足时间进行提问与回答，有时一个问题要经过多轮问答才能过关，绝不会因为时间紧张而降低要求。同时，这种做法又可以根据每位博士生的论文题目，选择擅长相关研究的学位论文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极大地增强了评审和答辩的针对性与权威性。

在我学位论文评审和答辩时，戴先生聘请了校内外许多著名的清代经济史和相近领域专家，尽管有的人身兼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双重角色，但算起来仍有13人之多， 其中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方行研究员、经君健研究员、江太新研究员和许檀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龚书铎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罗仑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翰香研究员、历史研究所郭松义研究员，山东大学历史系黄冕堂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郭守鹏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李华教授、经济学院孙健教授，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单强教授。这些学者都是戴先生亲自选定和联系的， 他动员了这一领域近半个学术圈的力量为博士生学位论文的评审和答辩把关，广泛听取意见，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决不允许不合格的“产品出厂”（博士生毕业）。可见， 戴先生不仅是一位名师，更是一位严师。

1998年，我在数百部地方志基础上对清代华北农业粗放经营和农民贫困的论述， 及其与中世纪以来英国多次出现的农业革命和农民生活普遍改善的比较研究，得到所有论文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的肯定，顺利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1999 — 2001年，我博士学位论文的部分章节在《清史研究》（2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篇）、《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篇）、《世界历史》《学习与探索》《社会科学战线》《江海学刊》 发表了10篇文章，另外还有2篇入选了论文集，其中一篇被收入《故宫博物院八十华诞暨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2002年，我修改后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为题出版。所有这些，都离不开戴先生的不断鼓励和悉心指导，凝聚着他的无数心血！

二

除了攻读博士学位，我还有幸参加了戴先生主持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研究工作。该项目是哲学社会科学“八五”国家规划重点课题，1992年获准立项，1995年还入选了“211工程”重点项目“清史”子项目。

“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得以立项，在当时来说是不同寻常的。1989年以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骤然紧张，发展形势面临严峻挑战，直至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改革开放才重回正轨。作为清史学家，戴先生希望以史为鉴，从18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历史比较中汲取经验教训，避免改革开放半途而废，再次丧失历史机遇，唯其如此才能不断地缩小与西方先进国家的差距，这在当时那种乍暖还寒的特定环境中确实需要一种巨大的勇气。其次，改革开放后，通过简政放权，中国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迅速恢复了活力。面对重新焕发生机的中国，美国汉学界的中国研究模式也随之出现重大转向，尤其是柯文在1984年出版《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中译本）之后，更是经历了一个急转弯。柯氏力图跳出中国停滞论的窠臼，挑战长期以来在美国盛行的“冲击—回应”“传统—现代”和“帝国主义”三种主要模式，主张在中国近代史（即晚清史，下同）研究中摆脱欧洲中心论，从传统的中国社会内部寻找其自身变化的原因。此论一时间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风光无两，应者众多，也成为一些人的感情慰藉。

戴先生认为清朝是与世界关系最密切的一个中国王朝，其许多变化都是与世界分不开的。他不赞成以反对欧洲中心论为借口鼓吹中国中心观，那样做只会使中国史研究重新退回到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去，不顾世界发展之大势，坐井观天，闭目塞听， 自话自说，于认识历史和启迪现实有百害而无一利。他在谈到18世纪中国与世界研究的价值时指出，要深入了解近代乃至当代中国，追本溯源，有必要回到18世纪；而把18世纪的中国纳入世界背景下进行比较研究，更有助于透彻认识当今中国诸多现实问题的来龙去脉，加深对今天中国国情的认识和理解。应当说，戴先生倡导的唯有通过国际比较才能准确定位中国的观点，不仅在当时，而且在现在和将来对历史乃至现实研究来说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戴先生将《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分为九卷，即导言卷、政治卷、军事卷、边疆民族卷、经济卷、农民卷、社会卷、思想文化卷和对外关系卷，对18世纪的中国历史展开全景式的论述，并立足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与欧美先进国家在有可比性的方面进行比较。为此，戴先生在人大清史所和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邀请的作者皆一时之选，他们在清史领域已经卓有建树，承担了上述绝大多数卷的研究与写作任务，戴先生则亲自撰写导言卷和军事卷（后来为减轻戴先生的负担，军事卷又增加了一位合作者）。

我不是清史专家，参加该项目在一定程度上说纯属偶然。当时农民卷的作者在项目启动几年后突然退出，戴先生心急如焚，到处寻找接替人选。大约1995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带女儿在学校操场玩耍，碰巧遇见也在那里带孩子玩的清史所郭成康教授，相谈甚欢。郭老师不仅是政治卷作者，还协助戴先生具体负责课题组的事务性工作。他了解到我已经考上戴先生的博士生，并从事中西历史比较研究时，遂向戴先生举荐了我。经戴先生批准，我进入课题组负责撰写农民卷的工作，开始了平生最忙碌的几年，像陀螺一样不停地围绕着教学、读博和农民卷旋转，课余时间大多都泡在图书馆里。

戴先生对课题研究十分重视，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途径提升研究质量。由于外语和知识结构的原因，18世纪中国与世界的研究对大多数中国史学者来说都是一项艰巨挑战。为了更多地掌握国外有关18世纪历史研究的信息，戴先生多次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年6月，戴先生发起“18世纪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张芝联教授，国际18世纪研究会第一副主席、德国萨兰德斯大学教授施洛巴赫博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历史系主任濮德培博士，法国国家高等社会科学院魏丕信博士等百余位国内外学者出席会议。戴先生在会上做了主题报告，指出18世纪对 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分水岭。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开始走向工业文明，从此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入探讨和揭示近代乃至当代中国与世界的社会特征及形成过程，追本溯源，都要回到18世纪。此次会议对于建立与国际18世纪研究会的联系，推动中国18世纪研究意义非凡。会上还成立了中国18世纪研究会，戴先生和张芝联先生当选为共同主席。

1998年9月，中国18世纪研究会和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联合举办了“18世纪北京与世界名城比较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通过这个平台，我结识了与会的美国汉学家，《汉口》的作者罗威廉（William T. Rowe）教授。后来，我在他的推荐下获得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资助，于2002年去他所在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访问学者，这是后话了。在当时，我参加这些国际会议的一个突出感受是，经过十余年的传播，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已经颇为流行，这从与会美国学者的发言中清晰可辨。记得有一次我在大会发言时谈到传统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濮德培在评议时提出，西方目前已经不再使用传统和现代这样的二元模式。言外意义是传统中国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也包含了现代因素，即使没有外来影响也可以自主实现现代化，与其前辈们的看法已判若两然。

除了国际学术会议外，戴先生也经常举办课题组的读书会，讨论的书籍主要是国外学者有关中外历史比较研究成果的中译本，其中包括C. E.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1500 — 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阿兰·佩雷菲特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1995年），安格斯·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新华出版社，1999年），费尔南·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3年），这些书籍让我们深切感受到18世纪中西现代化进程的巨大差距，以及中国中心观存在的矫枉过正问题。戴先生也阅读这些书籍，甚至在出差时还不忘将它们带在身上。记得有一次我到戴先生家拜访，见面后师母刘老师难为情地说，戴先生将我借给他的《大国的兴衰》等书籍遗忘在飞机上，与机场联系也没找到，向我表示歉意，由此可见戴先生对18世纪中国与世界比较多么的重视！

此外，戴先生还多次召开课题组的研讨会，讲解他对18世纪中国与世界的不断思考，其中的宏观比较对我们启发尤甚。正如他后来在导言卷中指出的那样，从纵向上比较，尽管18世纪的中国在原有轨道上仍在继续发展，体量愈发巨大，但与世界先进国家横向比较却表现出明显的时代错位，“一个是资本主义的青春，一个是封建主义的迟暮，两者的发展阶段不同，社会性质不同，已不可同日而语”。何以如此？简单说就是双方在现代化进程上出现了本质差距。戴先生主张，贯穿在18世纪世界历史中的主题就是近代化问题，亦即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迈进。18世纪以来，西欧的近代化 进行了二三百年之久，它的力量非常巨大。近代化的潮流激荡全球，缩小了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地理距离，摆脱了古代世界中彼此隔离的状态而进入世界历史的漩涡，它使历史真正地变成了世界史。与此相对，18世纪中国仍是一个统一的强大国家，经济、政治、文化长足进步。中国封建社会中虽然有了新的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但封建制度十分牢固，并未濒临衰亡的边缘，新因素只能在夹缝中露出萌芽，清政府没有选择有利于实现近代化的政策。可以说，18世纪中国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从根本上说是政治制度上的落后，固步自封，优势尽失，并最终导致与现代化失之交臂，这也是布莱克将政治视为现代化的动力的原因所在。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等各个子系统进行全方位的改革，缺一不可。由于缺乏全面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以致于在基本制度上全面落后于先进国家，所以“18世纪的中 国，近代化尚未开始”。戴先生这些振聋发聩的声音，力透纸背的文字，不知要比中国中心观的认识真实和深刻多少倍！

《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于1999年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国际18世纪研究会第一副主席施洛巴赫在《序言》中称赞说：“这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这部著作定将为这个时期的研究奠定基础，并开创对其特征的充分探讨。”2000年召开的“18世纪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对戴先生主编的九卷本巨著作出了高度评价。同年该书获得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2年获得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学界公认，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研究是戴先生一生中重要的学术成就之一，这种评价十分中肯，绝非虚言！

我参加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项目既有忙碌更有收获，不仅可以经常聆听戴先生有关清史和中西比较的教诲，还出版了《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其中一些章节在《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2期）发表，还有一篇作为1996年参加第二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会议的论文，入选了中国史学会编的《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青年学者论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2000年我晋升为教授，农民卷成为我评职称所需的两部代表性成果之一，戴先生为此亲笔撰写了专家鉴定意见。如今看着戴先生古朴苍劲的笔迹，睹物思人，怎不令人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三

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项目完成后，戴先生又马不停蹄地开始筹划纂修清史，并将他对18世纪中国与世界的思考带到清史纂修中。2004年左右我以编译组专家的身份参与了清史工程，进一步加深了对戴先生有关清史和世界史关系论述的理解。

纂修清史可以说是戴先生萦绕于心几十年的愿望，贯穿于他的几乎整个学术生涯。中国有易代修史的传统，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每逢新王朝建立后都要为旧王朝编写历史，即使在清朝灭亡后也未中断。北洋政府时期纂修的《清史稿》多为社会诟病，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曾在五六十年代之交、1965年和改革开放初期，三次准备纂修清史，但都因种种原因而落空，戴先生作为重要成员参与了全部三起三落的过程。

2001年，戴先生已经75岁，距离他第一次与闻此事过去了40多年，但仍念兹在兹，矢志不渝。是年，戴先生最后一次呼吁编纂清史，提出“现在修清史，跟20年前、 跟解放初期情况大不一样了。学术条件和经济条件逐步成熟了。国家强盛，盛世修史嘛！”“现在清朝灭亡已90年，编纂大型清史，此其时也”，得到史学界的积极响应。2002年8月，国家批准启动清史纂修工程，并于12月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戴先生担任编委会主任，成为清史工程学术上的总负责人。

清史项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国家文化工程，需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分工合作，相互配合。在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反复思考，戴先生最终将清史工程形象地比喻为建造一个航母战斗群。航母战斗群中的航空母舰就是主体工程，即要写一部100卷左右、约3 000万字的《清史》，体裁包括通纪、典制、传记、史表和图录五大部件，由通纪组、典制组、传记组、史表组和图录组具体负责项目管理。除此之外， 航母战斗群还要有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和扫雷舰，这些舰只就是基础工程，包括清代档案、文献和民族文字、外文文献档案的收集、整理和编译，为此成立了档案组、文献组和编译组，出版“档案丛刊”、“文献丛刊”、“编译丛刊”（上述三大丛刊占清史编委会五大丛刊的2/3，另两个分别是“图录丛刊”和“研究丛刊”）和《清史译丛》，各自发挥作用，为纂修清史和文化传承尽一份力量。全国和港澳台学者约两千人参加了主体工程的写作，人大清史所、历史系和京内外其他单位的专家学者百余人参加了主体工程、基础工程和秘书组、项目中心、编审组的管理工作，18世纪中国与世界课题组的成员主要进入了主体工程的典制组、基础工程的文献组，我则在基础工程的编译组。

编译组的设立可以说是清史工程机构设置的一大特色，来源于纂修清史要有“世界眼光”的指导思想。《清史稿》在纂修时缺少世界眼光，只使用中国的档案文献、研究成果，以及站在中国历史角度看待清史。世界眼光则要求在纂修清史时既要使用中国的档案文献和研究成果，从中国历史视角看待清史；也要利用外文档案文献和研究成果，从世界历史高度分析评价清史。戴先生最早论述了这一问题，2002年12月12日，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戴先生提出了纂修清史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有主体工程和基础工程。他要求除主体部门外，还要扩大眼界、拓宽领域，大规模地对清代文献档案进行整理，尤其是对几个系列的文献档案要加以注意，其中包括“翻译系列”在内。这是因为，清朝和前面的朝代不同，和世界历史的关系非常密切，留下了比过去更多的外文档案文献。比如清朝时来华传教士写了很多有关中国的情况，当时有个规定，每个传教士定期要向罗马教廷报告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晚清的这类东西很多，如外交官、商人、军官所写的作品，我们要有选择地翻译。2003年1月28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中南海召开的清史纂修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提出清史纂修“要有世界眼光，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从此，编纂清史要有世界眼光成为从学界到庙堂的高度共识。

为了落实编写清史要有世界眼光的指导思想，2003年7月17 — 18日，国家清史编委会还主办了“清史编纂暨编译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包括世界史、中外关系史、清史及外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编译等领域的专家学者。戴先生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回顾了晚清以来世界走向一体化以及清王朝融入世界的过程，指出清朝统治者对代表西方文化的来华传教士由接纳转变为拒斥，这种抉择对中国近代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到了18世纪，中西方的文化交流虽然暂时中断了，但经济上的交流却大大加强了，出现了“康乾盛世”，但如何对其进行评价还需要研究。鸦片战争之后国门被迫打开，中国被彻底卷入了世界历史的漩涡中，这时研究中国历史已经离不开世界历史。晚清与外国人打交道非常多，外国的传教士、政治家、军事家、记者写了大量的东西，对反映中国历史具有史料价值，目前这方面的东西很多都没有翻译过来。了解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也是把清代历史和当时的世界历史联系起来考察的一个重要内容。

此次会议是在位于张自忠路的和敬府宾馆召开的。在会议间隙，侯建新教授和我讨论了正在筹备中的《经济-社会史评论》集刊办刊宗旨、学术顾问和编委会人选名单，还在附近一家饭馆约请了三联书店的副总编辑潘振平，一起商定集刊的未来出版事宜。2005年，以书代刊的《经济-社会史评论》第一辑出版，2015年改为学术季 刊《经济社会史评论》，2021年入选CSSCI核心期刊，2022年获评中国社会科学院AMI核心期刊。戴先生担任该刊学术顾问长达19年之久，见证了它从诞生到成熟的全部发展过程，并以其巨大的学术威望庇佑了期刊的顺利成长。

为了组织清史海外文献档案及研究成果的介绍和翻译，2003年清史编委会成立了编译组，戴先生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于沛研究员担任负责人。编译组或亲自或委托专家对欧洲、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港澳台等海外清史档案文献及研究成果进行调研，获得并出版大量研究报告、成果目录和重要史料。“编译丛刊”扮演了海外清史文献和研究成果翻译出版的平台，立项百余项，出版近百种；《清史译丛》成为介绍和翻译海外清史档案文献及研究成果节选的另一个平台，每年出版一两册，总计出版十余册。戴先生对编译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2007年7月18日，清史编委会召开编译工作会议，戴先生作了发言，肯定编译组自成立以来成绩很大，可以概括为成果多，质量高，范围广，难度大。编译工作对于我们清史编纂的作用非常巨大，这就是给编译组工作的定位。无论直接的作用，还是间接的作用，都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他举例说，“编译丛刊”中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大象出版社，2004年）对乌兰布通之战的记载与中国的记载完全相反，我方所有书上都记载那是一场大胜仗，李明记载那是一场大败仗。戴先生认为作为住在北京的、与交战各方没有利害关系的外国传教士李明的记载可能是正确的，这也可以从事后清朝统治者处理了大量官员，以及《清实录》没有任何记载等线索上得到间接证明。戴先生认为，这一发现是 通过最近翻译《中国近事报道》才了解到的，这是编译组的功劳，以后他要多翻翻这些书。历史要求真相，但对历史真相的了解，仅靠现有的中文资料有时候做不到，你们的工作为我们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

编译组从2003年至2012年持续工作了9年时间。2012年基础工程各组全部解散，档案组、文献组和编译组不复存在，航空母舰群中只剩下了作为航空母舰的清史主体工程。主体工程的全部稿件经戴先生亲自删改，于2018年提交了送审稿，2022年收到反馈意见，计划还需要修改两三年。2012年师母刘老师去世，参加完告别仪式后戴先生对子女说，等修完清史，我就去找你们的妈妈。作为清史工程的学术负责人，戴先生完成了“总纂”需要承担的全书设计和删改工作，戴先生多么希望能亲眼看到该书的出版啊！但天不假年，戴先生没有等到这一天的到来，痛哉悲哉！

戴先生是最后一位去世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他似乎带走了一个时代，一个充满理想的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今天缅怀他，就是要将戴先生的人品和事业传承下去， 发扬光大。戴先生乐于助人，提携后辈，授人玫瑰，手留余香；戴先生性格温润而坚毅，在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始终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戴先生站在世界历史高度看待中国，跳出历代王朝史研究的局限，放眼世界发展之大势去分析和评价历史，为清史研究开创了一种新境界、新格局和新气象，用实际行动实践了理论创新、学科创新和话语创新；戴先生思想活跃，始终保持着包容开放的心态，对新学科、新方法和新研究充满兴趣，一路呵护鼓励《经济社会史评论》对史学研究新方向的不懈探索，为推动中国历史学的不断发展与繁荣作出了杰出贡献！

最后，我想以2024年1月30日戴先生告别仪式上八宝山东礼堂大门的挽联作为本文结语：

三百年清史垂鉴笔削有法真司马

七十载教泽绵延俯仰无愧大先生

沉痛悼念戴逸先生。

本文作者徐浩，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原文载《经济社会史评论》2024年第一期，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刊。